秋天小说

古代文化人的宿命（第2页）

虽栖身田园，陶渊明仍无法逃避现实，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依然困扰着他。现实的黑暗、丑恶，自身经历的痛苦与艰辛以及农村的凋敝、荒芜，更引起了诗人的深思。他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出路，只能寄希望于理想之境界，希望有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食其力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于是就写出了《桃花源记》这样的名篇。但它只是基于一种对幸福、安定生活的向往，他自己当然不可能进入这样的人间仙境。

冲天香阵透长安

2001年，应西安市委之邀请，我得以深入“九朝古都”西安，对这片人文厚重的沃土进行深度挖掘。

在梳理这座千年古都的历史人文之时，一个人的命运令我深思——他就是黄巢。咸阳的乾陵西侧有一个黄巢沟，是当地人民为了纪念黄巢而命名的。关于黄巢起义军的诸多故事也一直流传至今。

唐朝末年的黄巢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铤而走险的一个典型。《新唐书》说黄巢“世鬻盐，富于赀”，彼时的盐业比现在的房地产行业还要暴利。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各行业的价值排序是士、农、工、商，商人虽富有，却没有社会地位。心性甚高的黄巢怎能忍受世人对商人的如此白眼，于是他发奋读书，希望经过十年寒窗苦学，可以高中进士，以报效天子、造福百姓。可惜其时运不佳，次次乘兴而去，却回回败兴而归，一而再、再而三的名落孙山。黄巢的愤懑、不平之气渐渐显露了出来，其《题**》一诗中写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时值唐朝末年，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皇家承平日久，天天歌舞升平，前朝覆灭的惨剧经过近三百年岁月的冲刷，在太祖、高宗后代儿孙们的脑海里早已**然无存，江山社稷似乎可以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辉。其实，帝国的内部早已腐烂透顶，官僚机构急剧膨胀，蝗虫一样大大小小的官员和他们的部属们打着天子的旗号，以国家的名义对百姓敲骨吸髓，百般盘剥；农民的**同时也是帝国之基础的土地逐渐集中于贵族、官僚及大大小小的地主之手，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居无定所的流民；朝廷内部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搞得你死我活；边境重镇，手握重兵、大权独揽的藩镇诸侯们个个居心叵测、蠢蠢欲动。李唐王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摇摇欲坠。

黄巢除了喜欢读书，还喜欢盘马弯弓，结交四方豪侠之士。他是想干一番事业，才会频频出入科场的。但多年的科场失意，最终让黄巢忍无可忍了，在他所写的《不第后赋菊》诗中，其不平与愤懑已变成了阵阵杀机：“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气魄宏大、杀气十足的**诗的影响很大。据说，元朝末年朱元璋造反时还将之借鉴了去——“百花发，我心发。我花发，都骇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黄巢这个屡试不第的“秀才”，终于被“逼上梁山”，率领数千人造反了，他自称“冲天大将军”。这支大军从山东南下，经淮西、浙西，进福建，入广州，然后又回军北伐，转战十余省，后下洛阳，占长安，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其后又被官军围困，撤出长安，东下中原，最后，黄巢在泰山脚下兵败自杀。

这位书生在十年之间掀起了一个铺天盖地的大旋风，却又于倏然之间梦幻破灭般地消逝了，千秋功过，留与后人评说。

路长人困蹇驴嘶

中国的不少城市都有湖，但若论起湖来，最能令人浮想联翩的恐怕只有西湖了，因为西湖在湖光潋滟之余，还蕴藏着浓郁的人文因子。而说到西湖，人们自然就会联想起大文豪苏轼。当年，我到广东惠州的西湖一游时，偶然间读到了原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代著名书法家赖少其的一首游惠州西湖的诗：“西湖复西湖；再放海南岛，终于死归途；若是媚俗辈，何来诗千古。”这首诗正话反说，意味深长，不禁使人联想起东坡居士那屡遭贬谪、千里奔袭、路长人困、富于传奇的一生。

惠州西湖与杭州西湖都与“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的苏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位宋代的大文学家，曾被贬谪到惠州待了三年，并在惠州西湖岸边留下了爱妾王朝云的墓及一座“六如亭”（所谓“六如”即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

今天的惠州西湖在北宋时被称为丰湖，苏东坡是最早称丰湖为西湖的人。苏东坡死后，人们就逐渐将丰湖称为西湖了。六如亭的亭柱上有一副楹联，不知是否真的出自苏东坡之手。这副楹联是：“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这副楹联既有对爱妾王朝云的怀念，又饱含了对诗人一生坎坷际遇的感叹。

每次面对景色旖旎、风情万种的西湖，我于情不自禁之中都会回味起东坡居士那首脍炙人口的诗——《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林语堂先生曾赞叹说：“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以尽其才。”林语堂只欣赏到了苏轼的文采诗思，其实，苏轼还是一位务实而有作为的官员。他每到一地，都会惠民建树。比如，在杭州时，他不仅于大灾之年请朝廷减免贡米，挽救了数以万计人的生命，而且还主持大修了西湖的水利工程，使葑草咸水为患的杭州，变成了“人间天堂”。

苏轼是一位性情耿直、豪放的人，经常无所顾忌地在诗词中畅论自己的政见，抒发自己的不满，但也正是这种性格屡屡为他惹祸招灾。他自己曾说：“吾一生典八州”（一辈子在八个州做过主官、属官或闲官）。确实，苏轼的一生就是在多次入朝、贬官、再贬官、再入朝中度过的，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但也就是在这沉浮之中，显示出了他人格的可贵。有些历史学家把他说成是保守派，理由是他曾经反对过王安石的变革。但实际上，当保守派重新掌权、对新政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废除时，苏轼却坚决地反对，他认为，推行中已经证明确实利国便民的新政，不管是谁倡导的，都应继续实行。

为此，他又一次被贬逐于外地。他最后一次被贬，是从边远的惠州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在今海南岛西部）。就是在这个他几乎因贫病交加丢了性命的蛮荒之地，他还在《和陶劝农》诗（依陶渊明《劝农》的诗韵所写）中写道：“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是真。”历代封建朝廷及官府对海南岛黎族的政策是非“剿”即“抚”，而东坡先生却提出，汉族、黎族是一样的百姓，是平等的，歧视黎族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此外他还劝黎族兄弟们要学习种植稻谷。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观点，是很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他被从海南岛召还时，已经６５岁了，且于第二年就病逝毗陵（今常州）。

立于长江岸边，俯瞰滔滔江水，眺望如画江山，遥想当年的东坡居士，心中总是情不自禁地涌出他的豪放诗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最令人心驰神往的还有东坡居士于初秋那个幽静的夜晚，驾舟畅游于赤壁之下的长江水面时写下的千古名作——《赤壁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年轻之时，苏东坡与他的弟弟苏子由路经渑池，在路上他们骑的马死了，于是二人骑着瘸腿的驴到渑池的一座寺院寄宿，并在寺壁上题诗。若干年后，苏东坡又经过此地时，当初接待他们的老僧已逝，寺里为老僧的遗骨修了一座新塔，而当年东坡兄弟题诗的墙壁上后加的泥皮已经脱落，旧日的题诗又露了出来。他在百感交集之中写出了如下的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知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或许，用这首诗来描述苏轼的坎坷一生是最恰当的。尽管他是旷世奇才，文坛泰斗；尽管他为官清正，政绩卓著；但他却依然无法逃脱一次次地被贬官、被放逐的命运，他一生之中的多数时光都跋涉在艰险崎岖的路途中。他迷恋老庄，崇尚禅宗，只是要为自己在苦闷与压抑之中寻求一条解脱之道。表面看来，他旷达乐观、诙谐幽默，但谁又能读懂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呢？有诗为证：“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一代英才、千秋巨星落得如此境地，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从屈原、陶渊明到李白、杜甫，从黄巢到洪秀全，从苏轼到辛弃疾，一代代的中国文人为什么会反复重演着这种种人生的悲剧？这是因为他们从未获得过独立生存的空间与自由，他们只是依附于专制体制之上的“毛”，因此他们无法摆脱自己的宿命，而这一宿命又决定了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软弱性及其他种种局限性。

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为中国知识分子摆脱历史的宿命提供了一个良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去犹豫、抱怨、蹉跎呢？有什么理由不满怀热情地投入其间，去体验、去创造、去推动呢？

谈到这些年的最大感受，我常说：“感谢时代，让我们躬逢中国千年未遇之变局。20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前人不曾经历过的风云，或者可以说，我们活一辈子相当于前人甚至于后人的几辈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