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小说

大文章一炮打响（第1页）

“大文章”一炮打响

很快，机会来了。当时，在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倡导下，一种“把握大局，调查研究”的采访报道方式应运而生。每年，总社定期从全国各地分社中抽调有胆识、有朝气、有功底的年轻记者，集中到北京培训，选择当年全国性的“热点”、“焦点”问题，组成“小分队”，分头出击，横空南北，纵贯东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形成一批“轰动”性的报道。这是穆青立足于发掘人才、培养名记者的一着妙棋。

正是由于“小分队”的组建，偏远地区有才华的记者才有了到北京去打擂台的机会。王志纲是幸运的，他才调到新华社三四个月，就碰上了1986年小分队的组建之机，内蒙分社慧眼识英才，大胆推荐王志纲北上参加工业小分队，让王志纲有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崭新天地。

当时，王志纲已有一个秘密计划，准备自己选题搞一次“黄河流域调查”，从青海发源地一直追踪到山东入海口，最后汇总为一本书，名为《黄河万里行》。他还想就神秘的大兴安岭进行一次探秘，写出一组《大兴安岭的昨天、今天、明天》的系列报道。这两组报道都带有深度报道的调查性质，正符合他“攻好稿”、“攻名稿”的目标。

然而，“枪声就是命令”，小分队的召唤就如同赛场上的起跑令，使30岁的王志纲充满了热血的冲动。“三十而立”，他知道，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又一个转机到了，是骡子是马，北京擂台上见。

1986年4月1日，各路精兵在北京宣武门新华社的9号楼会师。不少分社推荐上来的都是年轻人，总社国内部一位领导对此颇为失望，在会上说：“小分队必须是精兵强将，否则就要砸锅。有些分社随便派一些小青年来，完全是马虎应付。”王志纲听出这话多半是针对自己这类“无名小辈”来的，他暗暗在心里较劲：咱们走着瞧吧！

小分队两人一组，配对调查。和王志纲搭配的是黑龙江分社的谢金虎，他是北大荒兵团知青出身，当时已33岁，每年均有几篇报道获总社好稿奖，是东北记者中几个“小老虎”之一。最初，他对王志纲也没有多大信心，可是王志纲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放心，你和我搭档，决不会吃亏。”

重要的是选题，一些当时的“热点”题材，早就有人捷足先登了。分配给王志纲、谢金虎的，是这样一个既难以轰动又难以下手的题目：改革开放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

调查的背景是：当时有的人对改革开放的“副作用”多有指责。认为：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下来了，是自己冲垮自己。有人在考察了广东、深圳等特区以后，竟然痛哭失声——除了国旗还是红的，一切都改变颜色了。

题目是颇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色彩也很重。王志纲毫无怯意，他早在一年前，已对“生活方式”进行了一个宏观的中西考察，对“西方冲击”有了一个理论分析。他决定迎接这个挑战。

按当时一般记者通常的采写惯例：心中有了点子，只要下去找几个例子，就可以关起门来写稿子了。但王志纲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在一片光辉灿烂中肯定有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而在一片污泥浊水中也说不定会长出一朵鲜花。用一个角落来证明阴暗如同用一朵鲜花来证明纯洁一样，都是实用主义的。要历史唯物主义地反映时代真实，就必须大跨度地、立体地透视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

他们选择了广东作为考察地。广东，8年开放，香香臭臭。究竟是洪水猛兽，还是大浪淘沙?两人带着满脑袋问题南下探秘了。

1986年4月16日，在蒙蒙细雨之中，两个“北方佬”踏上了这块众说纷纭的土地。进入广州市最繁华的中山路，犹如进入了“爪哇国”，话听不懂，文字招牌也看不懂，什么“肥佬裤拍卖”、“中国最新潮服装”之类的广告触目皆是。十来里的一条大街，灯红酒绿，红男绿女摩肩接踵。“美容院”、“美发厅”、“游艺中心”鳞次栉比，“炖老猫”、“蛇羹”等古怪小吃不时可见……

10天后，王志纲在一封信中写下了他对广州的初步观察：广州给我的印象远超出我对它的想象——这是一座充满活力、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好地方，在北京时，常见到用廉价白粉抹脸、涂唇红、描眉毛的女郎，人们说这是从广州学来的，我当时就想：既然北京都“普及”到这个程度，广州“港化”之甚该是令人不敢想象了吧?孰知徜徉于广州街头，浏览了成百上千女郎，竟然没遇到一个描眉抹唇红的人。更令人感慨的是：广州人的穿着打扮简单朴素，大方实用。虽款式众多，但注重实用，毫无内地赶时髦之人穿着上那种叠床架屋式的印迹。在广州著名的“文明一条街”——南华西街，采访时，他们对广州精神面貌的了解又深了一层。

老广州有句话说：“有钱人住东山，没钱人住河南。”所谓“河南”，即珠江南岸的那一片古老拥挤的街巷，南华西街便处在这样一个地方。这里原来是一条住房拥挤、巷道狭窄的街道。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街面上，居住着七千两百多户人家、近三万人口；街道下辖75条小巷弄堂，大多狭窄得不能通过一辆大车，而且还是污水横溢、蚊蝇乱飞的天地。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两位青年记者看见了一条乐园式的新街道。从1980年起，经过6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这里实现了绿化、美化、净化活动，使这条古老的街巷处处芳华，成为闻名羊城的“绿街花巷”。

徜徉于这条绿街花巷，触目皆是奇花异草，环境整洁，鸟语花香，宁静清幽，俨如一座都市里的村庄。居民们美化生活的热情令人叹绝：狭窄的地段，贴着墙根垒起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花坛花基，栽上各种花木；稍稍宽敞点的转角处，则建起一个个园林小景：“龙腾画壁”、“锦带环珠”、“红楼绕绿”，名字取得传神而又形象，还有追逐雀跃、天真活泼的孩童。

如果说这还是“表面文章”的话，那么再深入到人的心灵看一看。

入夜10时，喧闹一天的马路刚刚沉寂下来，突然又从四面八方响起了车铃声和欢笑声，只见成千上万辆自行车又汇集到马路上，每天由数十万从夜校放学的年轻人造就的这股车流，被广州人称为“第三次交通高峰”。南华西街十之八九的男女青年，天天出现在“第三次交通高峰”中。

这些年轻人在学习企业管理、外语、财会、幼教、旅游服务、建筑设计、电器修理等课程。他们的学费，除少数单位选送的青年由单位供给外，大部分青年都是自己出钱的。街道办事处也舍得花钱，每年投资二三万元，建设学习中心，聘请教学人才，购买教学仪器，还办起了图书室。

更有震撼力的，是广州一些普通老百姓的现身说法。王志纲、谢金虎此次采访摒弃陈规旧习，没有找过一位省市负责人。他们认为“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从下而上建立的”，也应该从下而上进行审视。因而，在广州采访，他们深入到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街道、居委会、家庭，采访的全部是基层干部、群众，有青年工人、妇女、街道干部、学生，最大的不过是个区长。感受的角度虽然不一样，但一谈起改革开放8年的历程，许多人都感慨“冲击可大啦”。什么“进口货冲击”、“牛仔裤冲击”、“录像带冲击”、“向钱看冲击”，都是群众活生生的语言和感受。

一位海关人员向他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80年以前，罗湖桥头最畅销的货物有两样：扁担、尼龙包。当时，海关规定入境携带货物限重35公斤，内含食品10公斤，然而，经常有人突破。由于携货太多，人们到此大多要买上一根扁担，几个大尼龙包。所带货物以布匹、旧衣服、食品居多。食品除面包干外，花生油、猪油渣也成罐成罐地往内地带。有一次，一个福建籍华侨老太太晃悠悠地挑着两个大尼龙袋入境，里面装的猪油渣超重，看到她那劳累不堪的神情，海关人员问：“您老这么大年纪，还千里迢迢地带这些肉渣，值吗?!”她说：“值!这东西在家乡可是稀奇货!亲友们没肉吃，能吃上这东西就谢天谢地啦!”国内与国外的差距，海关这个窗口反映得再明了不过了!

“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这位工作人员说：“今年春节，国务院让我们对旅客货物进行摸底。结果令人惊讶：入境者携带行李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携带货物量不足20公斤，一般食物和旧衣服已基本没人带。入境者反映，这些东西国内已没有人要，要求能允许免税带一两件高档电器产品。与此相反，出境者携货五花八门，同前些年完全颠倒过来!”

这样一来，罗湖桥头的扁担、尼龙袋自然就没了生意。

还有一次，因采访途中突遇雷阵雨，王志纲、谢金虎拦住一辆“的士”。在车上，司机谈锋甚健，他们见缝插针，就广州出租汽车问题，穷追不舍。司机说：前些年，出租车刚发展时，由于车少人多，加之缺乏管理经验，广州出租车曾出现过拉远不拉近、收外汇券不收人民币和欺诈旅客等现象。但这一两年不同了，出租车发展到近万辆，竞争格外激烈，司机实行经济承包，港客、外国客人数量有限，哪容你挑肥拣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