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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抉择（第1页）

艰难的抉择

魏敦瑞走后，裴文中依然顽强地支撑着新生代研究室摇摇晃晃的局面。遗憾的是，他已经远没有当年主持周口店发掘时那样走运了。越来越紧张的日美关系和动**不安的国际时局，使所内不少人员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不安之中，研究工作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再加上重庆方面一直没有关于“北京人”化石如何处置的消息，所以他心里十分明白，在国难当头之际，别说有所作为，只要能安全地将“北京人”保存下来，就算是天大的幸运了。

正当日美谈判双方争论不休之时，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先于日本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仅短短十几天，德军以“闪电式战术”突破苏联边界六百多公里，并有**之势。消息传出，举世震惊。日本军阀面对瞬间骤变的局势，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在统治集团内部，迅速爆发了一场“南进”还是“北进”的争论大战。最终的结果是，主张“南进”的实力派获胜。

1941年10月8日，北平《时事快报》登载的漫画，文章的标题是：德军两路迫莫斯科，苏承认由布利安斯克撤退，亚速海岸德军作战已完成

6月27日，翁文灏在致尹赞勋信函中，对胡顿提出的建议，做了“彼所建议标本妥存北平，弟可同意”的答复。自此，“北京人”算是彻底陷入险恶之地而难以脱身了。

此时的日本军阀主导的内阁决定孤注一掷，在英美的南洋势力范围内大开杀戒了。7月24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开始了掠夺战略资源的行动。日美谈判宣告暂停。

作为对日本人的回敬，7月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冻结日本在美的一切资产。8月1日，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如果日本的石油得不到进口，在两年之内库存就会消耗殆尽，具有高强度杀伤力的武器如军舰、飞机等将变成一堆废铁。日本人见此情形，杀气骤增，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公开发表讲话，锋芒毕露地嚷道：“与其坐待石油日渐枯竭，倒不如先发制人。”

一个月之后的9月6日，日本东京御前会议讨论通过了由海军军令部草拟的一项重大决议——《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明确提出：“帝国为确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日美外交谈判，如果至10月上旬仍不能实现我方要求时，立即采取对美（英、荷）开战行动。”

10月下旬，以东条英机陆军大将为首的军阀们组成了新的政府内阁，内阁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战争狂人，在高速旋转的战争机器面前，这帮杀红了眼的军阀官僚聚集在一起，连续进行了九天九夜的激烈争吵和疯狂策划，最终确定了对美战争的策略和具体方案。

日美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杨钟健和卞美年已经离开北平，辗转到了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留平的几人随着太平洋局势越来越凶险，早已对自己的工作失去兴趣，或虽有兴趣但无法正常工作了。整个北平科学教育界也在战争的巨大阴影里涣散开来，科研机构的学者与学校的师生，开始成群结队无目的地游**起来。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存放的“北京人”化石，既不能迁往西南地区，又不能运往美国，这命悬一线的“国宝”，随着媒体的报道和各种猜测，再度成为游**人群关注的热点。流风所及，北平一些高校地质系、历史系的教授和学生，也纷纷拥向协和医学院参观“北京人”化石。

当然，这些供参观的“北京人”化石，统统不过是仿制的模型而已。这些仿制出来的模型，与原来真的标本相比，除了重量轻，专家拿到手里才知道以外，若是只用眼睛看，是根本分辨不出来的。平常，新生代研究室人员研究的时候，一般用的也都是仿制的模型，除非有特别用途或有重要人员前来参观，否则是绝对不许任何人从保险柜中取出“北京人”化石真品的。

在这些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中，有两个很奇特的日本人，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夹在其中，瞪着一双机警的眼睛，不声不响地四处打听、窥探。而且，几乎每个星期，这两个日本人都要混杂于人群之中，观摩一次“北京人”化石的模型——像幽灵一样地到来，又像幽灵一样地离去。

不久，日本人的行动引起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和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人员的注意。有人将这一情况向裴文中做了反映，正当裴文中要出面了解对方的身份和来历以及参观“北京人”化石的动机时，这两个日本人却先发制人，在1941年11月初的一个下午，大大方方、笑容可掬地来到了裴文中办公室。

这两个神出鬼没的日本人，正是七七事变之后，曾经暗中到周口店“参观”、窥探过“北京人”遗址的日本东京帝大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

长谷部言人一见大名鼎鼎的裴文中，以日本人惯有的礼节，向裴文中深深鞠了一躬，谦虚中不失学者风度。他把自己的身份简单做了介绍后，便彬彬有礼地说道：“我们是怀着对贵国远古文化无上崇敬的心情来这里参观访问的。伟大的‘北京人’的发现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令我们敬慕不已。‘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当然也是我们日本大和民族的祖先，我们为中国有如此伟大的发现而感到自豪，同时也对裴先生的杰出成就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祝贺！”

裴文中望着面前的两个小个子日本“学者”，并没有急于说什么。他知道，“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虽然历来都是由许多外国学者共同参加的，但是，由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的控制，始终没让日本的科学家和学者参加。日本人曾多次去“参观”周口店，也曾多次同他们有过联系，却一直未能从门缝里伸进一条腿来。日本人对于这项重要事业，当然是不会甘心永远被排斥在外的，因而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一些“学者”以战胜者的姿态，强行前来攫取这项事业成果。只因“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前面横挡着一个腰缠万贯、“独霸江湖”的大老板——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日本人也就只有暂时忍而不发，待机而动了。

“裴先生，我们的意思是，鉴于您在国际上的崇高名望，以及‘北京人’化石对人类意义之重大，我们打算在您所领导的研究室学习工作一段时间，在您的指导下，从事我们共同祖先骨骸的研究。若能承蒙您高抬贵手，在贵处容我二人一席之地，那实在不胜感激，也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与幸运！”长谷部言人对裴文中说了一大堆溢美之词后，终于道出了真实意图。

德日进神父（贾兰坡提供）

裴文中望了望面前的二人，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拒绝。裴氏心里明白，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两个不速之客想来这里“研究”“北京人”化石，凭日本人的本性和暂时得意的状态，不可能纯粹是为了科学，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究竟又是什么呢？他想，日本人无非是想利用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的机会，进一步了解“北京人”的保安措施，侦探中国方面将如何转移或隐藏这批珍贵的宝藏而已。这一点，即便是一个孩子，也能从日本人皮笑肉不笑的脸上和阴气**漾的目光中，感知到这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圈套。

“请裴先生三思。后会有期。”两位日本“学者”遭到裴文中拒绝后，昂着头，留下两句意味深长的话后，神秘兮兮地离开了协和医学院。

望着二人的背影，裴文中心里明白，来者不善，这两个不怀好意的家伙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果然，一个星期后的某个下午，高井冬二居然在法国人德日进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裴文中办公室。裴文中一见高井冬二，颇感惊讶，想不到日本人真是神通广大，竟然把手伸到大科学家德日进那儿去了。

德日进一进门，便指着高井冬二先向裴文中做了介绍，而后告诉裴文中：“高井先生希望能在研究室工作两个星期，研究一下周口店的各种动物化石。”

裴文中急忙借口推辞说：“现在没有办公桌，是不是等等再说。”

德日进却说：“那就让高井冬二先生先在我的办公桌上工作吧，这些日子我就不来办公了。”

尽管裴文中心里知道，高井冬二很可能就是来新生代研究室“卧底”的，但又拿不出什么证据，加上德日进是外籍大科学家，又是中国地质调查所请来的顾问，他也就没再好讲什么，只有暗中观察一下再说。

如是这般，高井冬二堂而皇之地进入新生代研究室“工作”起来了。

此时的裴文中有所不知，周口店和出土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早就被日本高层紧紧地盯在了眼里，并列入了梦想侵吞中国文明圣果的计划之中。早在1926年，安特生发现“北京人”牙齿的消息初次公布，日本学术界在引起强烈震动的同时开始密切关注发掘进程。1929年，当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消息刚一公布，日本文部省立即派出科学情报人员密切关注和研究一切与此相关的情报了。其间，日本方面多次通过日本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欲派人参加周口店发掘和研究工作，以促成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只是一系列请求遭到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坚决反对而最终未能如愿。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感到插手“北京人”化石的机会已经来临，便迅速调派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助教高井冬二来华。两人来中国的公开身份是学者，名义是到中国做学术访问和交流，暗中的任务主要是搜集“北京人”化石有关情报，包括有关“北京人”化石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成果，以及“北京人”化石存放的具体地点、具体工具和具体保管措施等。

鉴于美国人的强大势力和中国方面采取的严密保安措施，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始终未敢采取冒险行动，而一直利用暗中察访的方法，偷偷探寻“北京人”化石有关信息和存放地点。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发现这种方法实在笨拙之极、收效甚微，在某些方面甚至一无所获。因为裴文中所领导的新生代研究室向人们展示的，只是一些人类骨骸的模型而已，真正的“北京人”骨骸却始终秘而不宣，日本帝国即使派来两名高级间谍，也未必就能囊中探宝、一了夙愿，何况他俩乃一介书生！当然，二人心里也明白，像“北京人”头盖骨这样的世界级珍品，恐怕只有傻瓜才会将其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要想获得所需的可靠情报，必须采取特殊的行动和手段。

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缓慢无效的行动和微小的情报收获，令日本文部省极其不满。于是，随着太平洋上空战争乌云日渐浓密，日本文部省再次下令，催促他们务必加紧行动，尽快探明“北京猿人”化石，特别是秘藏地点和保安措施。

然而，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毕竟不是专业情报人员，他们在会议桌上的高谈阔论可以哗众取宠甚至令人从心底发出由衷的赞叹，但在情报工作中的拙劣伎俩不免捉襟见肘，甚至弄巧成拙——从与裴文中的对话，以及亲自到新生代研究室去“工作”，便是最好的例证——其结果是，既暴露了狐狸尾巴，又促使中国方面进一步提高了警惕。

高井冬二来到研究室“工作”的当天晚上，裴文中便向正要外出参加交谊舞会的胡顿院长做了详细汇报，并指出：“高井冬二来研究室‘工作’，很可能居心不良，另有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