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小说

第九章 中外人员大搜寻 夏皮罗天津之行（第1页）

第九章中外人员大搜寻夏皮罗天津之行

威廉·弗利终生未能实现的前往中国寻找“北京人”的心愿和梦想，被古人类学家夏皮罗实现了。

1980年9月16日，经历了几十年的折腾和渴盼之后，年近七十岁的夏皮罗在女儿的陪同下，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夏皮罗父女搭乘的客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后，前来机场迎接他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青年人类学家董兴仁。

夏皮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下图同）

汽车沿着宽阔的机场路向市中心驰去。秋日的北京，晴空万里，色彩纷呈。北京，是夏皮罗多年来心中神圣的殿堂，四十年后再次踏进这座城市，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仍是那样新鲜，那样神奇。当年他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时，才三十岁左右，想不到一晃四十年便过去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在过去的岁月里，他记不住自己曾给中国的有关部门和科学家们发出过多少请求信了，也记不得自己在焦急、渴盼和等待中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今天，他终于踏上了中国这片曾留驻过青春岁月，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土，使多年来寻找“北京人”的梦想一下变成了现实。望着窗外那不断闪过的人影和楼群，夏皮罗禁不住伸手摇下玻璃窗，尽情地呼吸初秋时节北京那清爽宜人的气息。

此前，夏皮罗曾把当年与威廉·弗利的谈话详细整理，寄往中国科学院转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并经裴文中、贾兰坡、张森水、吴新智等科学家审看并讨论。细心的中国学者很快发现了其中的破绽，并对几个关键点提出质疑：

夏皮罗根据头骨模型所塑造的“北京人”女性复原头像

第一，按照弗利对夏皮罗的说法，当年他看到的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里，然后再装进军用提箱里的。这一点，夏皮罗已看出破绽，他在材料中解释说，自己之前所了解的是“化石先是仔细地放在小木箱中，周围填上棉花，然后再放入军用箱内”。而作为对此点了解内情的中国学者，更认为是一大破绽，当时亲自装箱的胡承志在有关“北京人”事件的报告中写得极为详细和清楚，珍贵的“北京人”化石装在小箱子里，然后用棉球等填塞，另一些古物装在一个大号白木箱里，并不是弗利所说的大箱套小箱叠加型。“北京人”化石到底是怎样被包装的，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关键前提。假如“北京人”真的如弗利所说，是装在了玻璃罐里，那很可能这玻璃罐里装的根本就不是“北京人”化石，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稍有这方面常识的人都知道，玻璃罐既坚硬又容易破碎，如此贵重的“北京人”化石是不可能装到玻璃罐里的，不但转运途中极为不便，即使放在陈列馆展出的化石模型，一般也不会装在玻璃罐内。更何况“北京人”将由中国转运至美国，需远涉重洋，历经坎坷？这个破绽在张森水后来向胡承志当面提出后，胡氏深以为然，认为弗利是张冠李戴，甚至胡说八道。

第二，按照弗利的说法，装“北京人”化石的是军用提箱，而不是两个木箱，而且至少应该是四个军用提箱。另外还有一个标有艾休尔斯特上校名字的军用提箱。对此，夏皮罗和费尔塞维斯在之前曾访问过已回美国定居并已结婚的息式白女士，对方肯定地对他们说，包装“北京人”化石只用了两个军用提箱。而中国的胡承志否定了军用提箱，坚决宣称是两个木箱，而不是什么军用提箱，更谈不到所谓四个军用提箱。

在这一个关键点上，双方说辞可分为两个侧面来解释。胡承志亲手装的“北京人”确是两个木箱，但经博文交到美国公使馆或美国海军陆战队后，为了便于携带和转运，美国人又将木箱换成了军用提箱，因“北京人”化石的性质和数量的关系，只有用四个或更多的军用提箱方可盛下，这便是军用提箱的数量多于木箱的原因。如果弗利的军用提箱里面装的不是“北京人”，那么很可能是其他化石。在与弗利谈话之后，夏皮罗曾在美国大使馆查到一些原始资料，其中显示有“许多珍贵资料和上层遗物一同被运往美国”之类的记载。而根据中国的贾兰坡所言，当时除了对“北京人”化石进行装箱外，别的化石也装了好几十箱。而且，这好几十箱化石也和“北京人”的命运一样，有的被日军捣毁，有的被日军运往了日本，有的则下落不明。假如让弗利自圆其说，只有后一个解释。然而，这个解释还需要更多的事实根据支撑，否则，仍要存疑。

第三，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在天津收到从秦皇岛转来的行李后，打开自己的私人衣箱时发现有两样东西被盗，而却并没有打开军用提箱检查“北京人”化石是否还在。这一说法显然不合常理。因为军用提箱里装的是“北京人”化石，弗利本人是知道的，其重要性和自身的职责都非同寻常，为什么明明发现自己的箱子已经被盗却对这个藏有珍宝的提箱无动于衷呢？另外，弗利所说的那两位“平时最信赖的中国朋友”又是谁呢？如果弗利真的将箱子交到了那两个“最信赖的中国朋友”手上，那么，箱子就应该不会丢失。因为凭借两个中国人的智慧，在自己的国家里躲过日本人的视线，藏住两个箱子是能够办得到的。

第四，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和艾休尔斯特上校在北平丰台分手时，对方还拥有那个军用提箱。而美国记者普鲁勃在1952年发表的那篇报道中却说，当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装上开往秦皇岛的火车后，艾休尔斯特上校就再也没有见过任何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艾休尔斯特上校返回美国直到去世，从未提到过那个箱子的事情。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到底该相信谁的呢？综合各方面情报可以看出，艾休尔斯特上校没有亲自参与“北京人”化石的包装和运送，这一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从艾休尔斯特上校本人的性格、兴趣和爱好来看，他对此事也不会过分热心。运动员出身的艾休尔斯特上校在华任职期间，除了对中国的艺术品稍感好奇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更像一个刚毅坚定的武人。这样一位司令官，在自身和所属队员全部被俘，前程未卜、生死不明的境况下，置自己生命于度外，始终执着地保护他并不感兴趣的一箱“死人骨头”，虽不能说没有一点可能，但坚信其会这样做，似无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加以支撑。

第五，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回国后之所以没向美国当局报告箱子的事，是因为不能越级报告。这一解释也很难经得起推敲。因为据夏皮罗此前的调查，艾休尔斯特上校从日本遣返回国后，便于1952年不幸去世。去世之前，他一直未向美国当局报告过箱子之事，至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按照夏皮罗的理解，“北京人”整个转运计划和过程，是由美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秘密协商而定的，艾休尔斯特上校只不过是被请去帮助完成这项非军事任务而已，并不是他的本职所属。因而艾休尔斯特上校回国后，在美国当局并未对他进行关于这方面追查的情况下，他没有必要自找麻烦，甚至引火烧身，让自己陷进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泥坑中。因此，艾休尔斯特上校未向美国当局做报告或者还没来得及去报告就一命呜呼，似乎在情理之中。然而问题是，艾休尔斯特上校去世后，尤其是中美之间那场到底是谁偷走了“北京人”的指控与反指控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威廉·弗利作为掌握这一真实情况的唯一知情者，无疑有责任也应该挺身而出向美国当局报告经过。但弗利却一直未向美国当局透露只言片语。直到与夏皮罗见面，他才将在内心深处已经秘藏了三十年之久的情况说出，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于上面的诸多质疑，夏皮罗曾进行过思考和分析，只是没有中国科学家考虑得细致严谨和更符合实际罢了。当中方把这些质疑意见传给夏皮罗后，夏深以为然，于是围绕弗利那些可疑的说法一一进行调查探索。其中，有的被推翻，有的得到了新的解释，有的则成为悬而未决之谜，但夏皮罗的探索一直未曾中断。就在前往中国三个月前的一天，夏皮罗又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一个当年曾在天津驻守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告诉他，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曾被埋藏在了美国驻天津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6号楼地下室的木板下面。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北京人”至今应该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等着知情者去营救。这个美军老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向他提供这个信息的同时，还交给了他一叠1939年拍摄美国驻天津海军陆战队兵营6号楼建筑物的照片复印件。

这一情况的出现，使夏皮罗寻找“北京人”的欲望之火再度燃起，平静不久的心又一次掀起了阵阵波澜。他觉得不管此情是真是假，再也不能这样长久而被动地等待下去了，自己在有生之年一定要亲自去中国寻找一次“北京人”；否则，愧对祖宗，愧对历史，也愧对自己。

吴新智在办公室向作者讲述往事后手拿正在研究的头骨模型留影（作者摄）

在这样一种心情下，夏皮罗很快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主任发去一封请求信，信中透露了新得到的线索，并请求吴设法促成他的中国之行。信中，夏皮罗吸取了当年威廉·弗利企图让中国人出资邀请的教训，特别强调说，他此次来中国寻找“北京人”，不管结果如何，所有费用全由他自己掏腰包，无须中方承担分文。

接信的吴新智觉得夏皮罗作为一名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古人类学家，虽已年近古稀，却主动要求到中国寻找“北京人”，还甘愿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来做差旅费。不管对方掌握的线索是真是假，有多少可疑的漏洞；也不管寻找的结果如何，仅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就足以令人感动。相比之下，某些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问心有愧的。因而，吴新智先在一些相关的环节做了前期铺垫工作，然后将此情况正式向研究所和科学院打了报告。在得到各方同意后，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给夏皮罗发去一封邀请函。

因有了中科院的邀请函，夏皮罗的中国之行基本已成定局，为尽到地主之谊，更有效地配合对方查证搜寻有关“北京人”的各种线索，吴新智开始物色陪同夏皮罗的人选。北京方面，由本研究所的青年人类学家董兴仁参加；天津方面，想到的是自然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黄为龙。就当时的天津自然博物馆人员而言，黄为龙对“北京人”的发掘、丢失等情况比其他人更为熟悉，若由他出面陪同夏皮罗进行此事，效果会更好一些。因而，吴新智亲自给天津市自然博物馆馆长黑延昌打电话，除了请黑氏注意做好夏皮罗的接待工作外，建议最好由黄为龙作陪。如此一番上下左右的忙碌，中国方面不仅终于促成了夏皮罗的中国之行，还为他的到来做好了周密安排。

夏皮罗由机场直奔北京饭店下榻，当天便与吴新智等人会面，夏皮罗除对中国科学界有关人员表示感谢，还将自己这次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以及所掌握的有关“北京人”下落的线索和盘托出，希望尽快安排他的寻找计划。经过短暂协商，确定了简单的寻找线路：先天津，后北京，再其他。

第二天，夏皮罗向中方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能拜访一下他仰慕多年却始终无缘相见的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并就有关“北京人”诸多问题交换意见。中方爽快答应，可当董兴仁前去贾兰坡家中联系时，才得知贾不久前已离开北京到外地考察去了。于是，1980年9月18日下午，夏皮罗只得怀着遗憾的心情，与女儿一起，在中国青年古人类学家董兴仁陪同下，先行踏上了由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

古有无巧不成书的说法，想不到现实中确有巧合之事发生，夏皮罗一行刚刚跨进列车软席包厢，董兴仁便惊奇地发现，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黄为龙已经坐在里面了，身边还有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白种人。董兴仁既感惊喜，又觉得奇怪。双方一交流，这才知道，原来黄为龙受黑延昌馆长的委派，陪同德国犀牛化石研究专家去太原考察后返回北京，再转车返天津，没想到本该在天津相见的人，竟提前在同一列车同一车厢相遇了。这一意外的相遇，大家都异常高兴，觉得这是一个吉兆，暗示将来的工作会有出人意料的惊喜，小小的车厢一下变得宽松活跃起来。

夏皮罗到达天津后，下榻于天津市利顺德大饭店，并受到天津自然博物馆热情款待。当晚，黑延昌馆长和黄为龙等人在饭店与夏皮罗就有关事宜进行商讨，初步拟订了一个寻找方案，众皆欢喜。

然而，黄为龙回到家后，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夏皮罗的到来，又勾起了一些伤感的往事，令人无法平静。

黄为龙（右一）向到天津自然博物馆考察工作的裴文中（坐者）讲解采集的化石

黄为龙个子不高，脑袋却是绝顶聪明，在天津享有“奇才”之称。自20世纪50年代从山东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从那时起，他便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对古人类学的研究之中，同时对丢失的“北京人”始终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60年代初，随着一大批知识分子从北京纷纷下放各地，他于1963年被下放到天津市自然博物馆。几年之后，他便成了天津古人类学界的权威。只是好景不长，随着“文革”风暴骤起，他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1966年6月6日，天津市自然博物馆第一张大字报便对他点名批判，接着便是没完没了的批斗、交代，然后又将他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0年才被放回天津，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于上海发表。不久，《天津日报》登载了一则小消息，称当地公安部门投入到寻找“北京人”的工作中。黄为龙看到后，又惊又喜。之后，他又听人说尼克松访华时，曾和周恩来谈到要派美国人来天津帮助寻找“北京人”。于是，学术界不久便传出一个消息：中国又要开始寻找“北京人”了。听到这些消息，黄为龙心情颇为舒畅，一有空闲，便与同行议论此事，并在心里偷偷想着如何在天津寻找“北京人”的具体事宜。由于当时的他被馆内革命委员会规定“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因而，寻找“北京人”的梦想，只能落实到枕头上。

随着中美关系日渐正常化，中国的门缝也相继变得宽敞一些了。1975年夏天，以美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豪威尔教授等十一人组成的美国古人类学大型代表团访问中国，并有到天津自然博物馆参观、交流的计划。当时的馆长常洛南接到通知后，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多年封闭的天津终于有了与外国人类学界交流的机会；紧张的是，这时的天津自然博物馆早已名存实亡，根本无力接待如此高规模的外国代表团。其原因在于，“**”中出于“红色政治”的需要，由天津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共同组成了一个新馆——“红太阳博物馆”，馆址设在历史博物馆内。该馆成立后，不少本属于自然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的展品，统统搬进了“红太阳博物馆”。于是，祖先的遗骨和当代革命教材在“红太阳博物馆”同台展出。而讲解员每天向“革命群众”反复重点讲解的，是中国共产党如何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党史。

因而，接到通知后的常馆长于焦急中找到富有经验的黄为龙商量对策，并赶紧对自然博物馆进行布置。几个人先将一些展品重新进行了摆放，然后又到“红太阳博物馆”借来一些简易桌子和沙发，以支撑一下中国人的“面子”。几经折腾，才好不容易在自然博物馆里布置出了一个简易接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