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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下珍宝下落不明（第1页）

棺下珍宝下落不明

就在中室紧张地清理淤泥之时，水位不断下降，杨定爱主持的东室清理也已铺展开。当水位下降至距椁墙顶约1。5米时，庞大的主棺显露出来。只见这具巨棺屹立于东室中间偏西南部位，黑漆为地，上施朱彩，看上去像小山一样巍峨壮观、气势恢宏，又像一个庞大的怪物静静地卧于泥水中，等待着某一个瞬间突出深渊，纵横天涯。

因上部椁盖板早已拆除，面对持续下降的水位，原来采用在椁墙上架杉木条的操作方式已经成为过去的老皇历了，考古人员如何在1米多深而又不断下落的水中作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人首先想到了在长江流域水库堤坝中兴行的橡皮舟，若弄十几艘橡皮舟漂浮于墓坑水面，人坐在舟中如同在宽阔的水库中打鱼、养殖一样来回操作，既方便又浪漫，很有一点“渔歌互答，其乐何极”的诗情画意。但这种器具在本地随县与襄阳皆无出售，或许去武汉可以购到。谭维四等经过考虑，认为如此做法既费钱又费时间，等到费尽心机辗转从武汉运到工地，充气后放于墓坑，这时的水早已抽干，橡皮舟只能成为丧家的橡皮狗趴在污泥中动弹不得了。于是，此种极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设想被否决。

既然橡皮舟不能使用，干脆从当地找几条木船替代，这一做法既省工又省力，?水、涢水两条大河便有船只可调。此构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谭维四亦感到可行，忙派人前往河滩察看。可惜的是河中的木船比想象中的要大许多，无法在墓坑中使用，若重新找木匠打制轻巧灵活的扁舟，显然来不及。于是有人提出干脆仿照民国时代孙殿英、王绍义等兵匪在清东陵盗宝的办法，找几块像咸丰陵大殿那样的匾牌式木板，外边围几根竹竿，自行造舟放入墓中，考古人员可站于这种竹筏式的木舟上进行清理发掘。此法作为在紧急中掘墓盗宝当是可行，但对操作者的人身安全和水下的器物安全无法保证，且有较大的危险系数，一旦木板失去平衡，上面乘坐者很可能于晃晃悠悠间一头栽入坑下的泥水之中，结果器物未能捞出，考古者又变成了古人。于是，此法再度遭到否定。

杨定爱一看这种情形，索性对谭维四说：“这个事你不要管了，我找人操办，到时保您满意。”

谭对杨在这方面的能力向来非常佩服，一个人再伟大，再有能力和气魄，不见得面面俱到、泽被环宇。谭维四作为湖北考古界的旗手和领军人物，若按梁山好汉排座次的旧例，当稳坐聚义厅第一把交椅，像晁盖、宋江一样统领全寨水陆弟兄杀进杀出，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若论某一方面，特别是水上作战能力，不见得比阮氏兄弟高超。当然，若论将过路者用蒙汗药一一放倒，然后杀人越货，劫掠钱财，要比孟州道上十字坡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又差得远了。因而，当谭维四听到杨定爱斩钉截铁般的许诺，当场答应下来。

个头不高，身子骨儿不大的杨定爱找到雷修所工程师，三下五除二就制造出了一个得心应手的“空中作业吊台”。其制作方法是，在南北椁墙上搁上两根杉树干，制作了一个长与东椁室南北间距等宽可容多人同时操作的木架，架上钉以厚木板，用4根粗麻绳将这个木架吊在杉杆上，可以自由升降。两端又用木楔将其与椁墙卡紧，防止左右摆动。以此类推，这个吊台在其他几个椁室亦可适用，一切的测量、绘图、清理及捞取文物都可在这个台上进行，既省力又方便，可谓考古业内的一大发明创造。

在东室，考古队长谭维四（左一）在架起的作业平台上向前来检查工作的省、地、县和军区领导人介绍作业情况

吊台搭起，杨定爱、刘柄等考古人员开始对东室的巨棺进行测量、绘图。

经仔细观察，发现主棺外棺盖是在巨大的四横两竖的铜框架上嵌厚木板，旁边侈出12个铜钮，钮下铜框各有铜楔，用以卡紧铜框；框下有10个铜榫，用以嵌入棺身铜立柱。棺身是用10根工字形铜立柱嵌10块厚木板组成的。棺身上共施20组图案，每组以阴刻的圆涡纹为中心，周边饰以朱绘龙形蜷曲勾连纹。这种庞大的铜木结构的棺和埋葬形式，在中国属首次发现。考古人员在观察、测量、绘图中，总感到棺的摆放方式和位置有些不对劲儿，但一时还弄不清原委。当东室的水全部抽净后，一切才显露出来。

经测量，整具主棺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正南北向放置，底部有10件圆形兽蹄形足，用以支撑主棺。在考古人员此前发掘的几千座墓葬中，所见最大的主棺长度也未超过2米，宽度和高度也仅仅1米左右，两者相比，真是黄犬比骆驼，小巫见大巫了。按照常理，主棺应该是四平八稳地立于墓穴，但此棺一边伸出的铜榫嵌入椁墙之内，整具棺只有西部4个铜足着地，一边悬空，盖面呈倾斜状，导致棺盖东南角与棺身脱离，出现了一个8厘米的缝隙。从缝隙中往里窥视，清楚地见到里面还有一具内棺，且比外棺更加华丽。棺身在墓室中倾斜，且与盖脱离，这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尚未遇到。据现场的考古人员推断，之所以出现如此令人疑惑的状况，很显然是下葬时发生了意外。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严重和不可思议的后果呢？

墓主外棺青铜框架结构示意图

按当时的葬制，王侯将相与贵族死后，墓中不但有木椁，而且还有多重套棺。棺用于殓尸，而椁则是套在棺外或绕棺四周的匣子。《说文》段玉裁注：“木椁者，以木为之，周于棺，如城之有郭也。”另据《礼记·丧大记》云，天子享用四重棺椁，装有其尸身的棺四周有水牛皮包裹，称“革棺”；第二重叫“柂”，用椴木制成，第三重称“属”，梓木所制，第四层叫“大棺”，亦梓木制成。战国时，厚葬之风兴行，贵族阶层不仅所筑坟丘高耸，墓室内也要“棺椁必重”。《庄子·天下》说：“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有的文献记载棺椁层数虽有不同，但贵族们死后皆用棺椁入葬则是无可置疑的。通常的做法是，木椁必须在墓地做好，统称为井椁。而墓主人死后必须在家中入殓，内棺也必须在家中装入外棺并封闭严实。出殡时，内外棺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利用各种设施和方法运往埋葬地，擂鼓墩古墓的棺椁从装殓到运送也应当如此。

从这座古墓已经显露的主棺外形估计，重量当在4吨以上。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当年用什么运输工具将其运往墓地已无从知晓。按照考古人员郭德维的推断，棺椁到了墓地后，很可能是先在墓坑之上，将棺的四角固定好木桩或铜桩，有如码头上拴船的铁桩，棺的四角拴上绞索，绞索靠墓坑边固定的桩，由人力操作徐徐下放。只是这座古墓的墓口与周围在发掘之前已遭破坏，固定木桩的遗物已不可寻，因此，只能作为一种猜测。如果这一猜测是正确的，下面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主棺下放到一半时，或许是东南角的绳索没有拴稳，或许是桩没有钉牢，最大的可能是东南角的绳索突然崩断了。这一断可不得了，主棺立即发生倾斜并急速下沉，其他三面的绞索无力救援，结果是棺盖东南角的铜钮随着棺的坠落而重重地撞向南部椁壁板并插了进去。因棺身的重力过大，被钉牢的棺盖板只好“咔嚓”一声与棺身分裂开来，整个主棺呈半悬空状立于墓中。墓主的外棺盖板与棺身原由铜榫镶牢，使之合严稳妥，但在下葬时棺身倾斜，盖板镶钉撞向椁壁，导致盖与身之间起钳榫作用的铜榫大多数拉断或拉折，并留下了宽达8厘米的缝隙。

墓主套棺在东室出水情形（套棺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重约7吨。此为迄今中国所见体形最大，分量最重，金工、木工与漆工相结合制作的髹漆制品。套棺以青铜为框架、底座，安装木板，然后整体髹漆绘彩，如此精绝的工艺制品，整个中国仅见此一例）

可以想象的是，当绳断棺裂的瞬间，墓坑之上所有的人一定目瞪口呆，继而惊恐万状。按照当时的观念，死者下葬若棺椁倾斜，将是“主大凶”的不祥之兆，若是王侯一级的人物，则与国家社稷紧密联系在一起，那更是凶上加险，意味着国家倾覆，社稷崩溃，山河改色。制造这一事故者，自是招来砍头或灭门之罪，众人的惊骇之状可想而知。面对如此凶兆恶相，主其事者一定在短暂惊慌失措中欲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社稷于危亡，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肩膀上扛着的那个圆圆的肉球，能继续自由自在转动下去，遂千方百计要把主棺扶正并使其安然落地。可惜，无论做何努力，皆因棺木太大、太重，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主持此次丧葬礼仪的官僚以及属下众生，是否因这一大煞风景、大不吉利的特级事故被砍了头，剥了皮或割掉了鼻子、睾丸等不得而知，但作为生前作威作福威震一方的墓主，却只能无可奈何地歪着身子躺在倾斜的棺材里，于冥冥世界中长久地睡下去了。

考古人员做了这般推测后，没有马上吊棺、开棺，原因是根据以往发掘经验，墓主人的棺内必藏有珍贵文物。就湖北已发现的闻名于世的越王勾践青铜剑、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西汉古尸，都无一例外地出自墓主的棺内。而举世闻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主棺，曾出土了大量的丝绸制品和一具女尸。面对这具构造奇特，规模庞大，气势咄咄逼人的彩绘套棺，考古人员自是格外看重，加倍小心，不敢轻举妄动。作为发掘领导小组组长的邢西彬，同样深知这具巨型彩绘套棺意味着什么。特地指示谭维四：“开棺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何日开棺，一定要事先请示，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因得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即将来现场指导的消息，谭维四决定主棺原封不动，用饱水塑料泡沫将其裹好，并派人用喷雾气筒不断向棺身喷水，保持一定湿度，防止干裂。

因有了中室放置的建鼓失去浮力和支撑而倒塌折断的教训，在水即将抽干之时，谭维四指示杨定爱等人，立即于棺下加固千斤顶，以防因水的浸泡分量加重而突然坠落，压塌棺下的文物。按照以往发掘贵族墓葬的经验，墓主的棺下一般会有一点金、银、玉器之类的随葬品。5月29日清晨，当杨定爱欲在棺下加固千斤顶时，俯身观看，一批闪耀着灿灿光芒的器皿蓦地映入眼帘。杨定爱心头一惊，刚要叫喊，一个念头袭上心头，话到嗓子眼儿又“咕噜”一下吞了回去。他瞪着眼，略带惊慌之色地向四下张望，见一时无人注意自己的举动，遂悄然无声地走出墓坑来到谭维四身边，像反特电影里地下党或特务们对暗号接头一样，压低声音，颇有几分神秘地说道：“又有重大发现，棺下发现了金器，好几件，以前从没见过。”

“呵？！”谭维四听罢，心头一惊，目光在杨定爱脸上停留了几秒钟，心领神会地说：“好，好！”随杨定爱快速下到墓坑，将正在坑内一角绘图的考古人员刘柄悄悄招呼过来，三人一同俯身向套棺底部观看，果然见到了两件金光闪耀的器具。谭维四转身面色严峻地对杨定爱小声道：“不要声张，赶快用千斤顶顶住棺底，迅速标明器物位置，然后提取。”

漏铲、斗与镇图示

待一切工作就绪，杨定爱开始提取棺下器物。首先取出的是一件金盏，圆形、平底、三足、有盖，这是一件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盛食器（高11厘米，口径15。1厘米，盖径15。7厘米，重2156克）。揭开盖，里面置镂空金漏勺一件。此器是已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现场的谭维四、杨定爱等人惊喜不已，因器形与过去出自随县的一件自铭为“盏”的铜器相类似，故名为金盏。

金盏取出后，立即用油布掩盖，以尽量减少外人的注意。在金盏的不远处，放置着一件带盖金杯，素面无纹饰（高10。65厘米，底径6。3厘米，盖径8。2厘米，重789。92克）。出土时，盖已打开，并置于杯旁，将二者合上，托在手里沉甸甸的，令人爱恋。作为一种稀有的黄金制品，在中国先秦考古发掘中时有发现，但绝大多数为小件金饰，像这样形体大、分量重，制作精美的黄金器皿，前所未见，可谓稀世之宝。杨定爱与刘柄等考古人员怀着极度的兴奋，继续在棺下搜寻、清理，很快在金杯的旁侧，又发现了两件铸造精致、纹饰华丽优美的金器盖，一件比金杯盖稍大，一件略小。这一发现，进一步刺激了谭维四等几人的神经，大家瞪圆了眼睛，渴望有更大的器皿出土。然而，希望很快变成了失望。杨定爱与刘柄搜遍了棺下所有的空隙，均未发现期待中的器身出现。

“怪事呵，怎么一件器身也没有呢？”杨定爱望着谭维四迷惑不解地说。

同样感到不可思议的谭维四道：“在棺外找找看，是不是漂到外面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