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中世纪的自治城镇及修道院孕育了被誉为“自由城市生活的美丽之花”
的建筑、雕塑和绘画。这些别具一格的高墙古宅、精心雕饰的金色大厅、赏心悦目的门拱通道、宏伟壮丽的宫殿教堂在近代欧洲随处可见,见证了中世纪城镇的建筑与艺术的历史。
再者,这些城镇是近代政治自由的发源地。当政治社会由阶层构成的时候,城镇赋予了社会一个新的阶层,从而打造了政治自由。在11、12世纪,参与国家管理的只有两个阶级或阶层:贵族与神职人员。城镇的居民成长为一个被称为第三等级,或平民等级(ons)4的新阶层,并注定拥有巨大的政治前途。在13、14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城镇的代表开始同贵族和神职人员并肩出席国家的定期会议或议会。1
1 农奴制在城镇先被废除,并通过直接的行动和间接的影响,成为废除乡村农奴制的最大力量之一。
2 “以任何形式参与到零售勾当中的人,可能会被认为其侮辱本族名誉的人控告到德高望重之人那里;而如果他真的通过从事了这一不光彩的职业而玷污了父辈,那么他应入狱一年并被禁止从事该行业。”——Laws,xi,919(Jowett’strans。)(《法律篇》,乔伊特译)。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谈到这个治理最好的国家时,他说:“市民……不应过劳工或商人的生活,因为此种生活卑贱且有损美德。”——Politics,vii,9(Jowett’strans。)(《政治学》,乔伊特译)。
3 近代工业制度明显是中世纪城镇的产物,就如近代欧洲贵族政治是中世纪封建城堡的产物一样。当然,二者均被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的力量极度改良了。
4 在英格兰的郡县乡村地区,最先或几乎最先形成了这一阶层。然而在欧洲其他国家,直到晚些时候,农民阶级才加入这一等级。
此外,正是意大利这些最独特的自由城市把文艺复兴赋予了世界。意大利商人的商业关系不断延伸,使他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同希腊人、摩尔人及鞑靼人交流,同穆斯林、异教徒及无宗教信仰者沟通,为其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同无知而狭隘的十字军战士通过跟不同民族与文明接触产生的影响完全相同。最后,这些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市民参与到大型公共事务中,增进了能力,拓展了知识。因此,是商业精神主宰着这些城市自由、活跃、多变而艰苦的政治生活,对中世纪时期本质上最伟大的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思想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详见第280条)。
1 在英格兰,城镇首先被要求派代表参加议会是在1265年(详见第311条);法兰西的第三等级代表同贵族和神职人员首次并肩而坐是在1302年(详见第338条);在阿拉贡(Aragon)和卡斯蒂利亚的城镇代表允许参加议会分别在1133年和1162年;德意志的自由城镇代表在定期会议中获得席位是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1308—1313)。
第十七章 大学与经院学者
261。导言
“历史的真正研究对象”,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deges)说,“是人类的思想:应该渴望知晓不同时代人类生活的信仰、观念与情感。”
前面的章节讲述了中世纪的制度与大事,细心的读者定会发现中世纪时期人们的些许心智。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比时代精神孕育出的大学更能反映出千年间的纯粹智识生活的了。为此,本章将讨论这些学府及其所讲授的东西。
262。大学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
回想一下,从9世纪初到11世纪,知识的灯火都由这些查理大帝在其帝国内建立的教堂和修道院学校点亮,虽然整个10世纪火光暗淡,但中古世纪早期许多颇具影响力的人物都与这些教会神学院密切相关。
但到了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一场新的思想运动在西部基督教世界掀起,并注定对这些学校产生深远的影响。多种因素导致了此次精神复兴:城镇世俗生活的扩大;教会和国家对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日益增长的需求;特别是西班牙和东部希腊-阿拉伯文化的激发与影响,此时通过十字军东征带给了基督教西部。
这样一来,新觉醒的智识生活使得对更先进、更专业的教育产生了需求,特别是能够培养医生、律师或政治家等的更职业、更自由、更世俗的教育体系1,这是修道院学校无法企及的。
1 教学专业化在教育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中世纪时期的人们开始将人类知识作为一个分支”,康帕亚(payré)说,“因而为近代科学铺平了道路,值得尊敬。”中世纪大学里学院的数量并不固定,通常有四个:神学院(FacultyofTheology)、医学院(Faedie)、法学院(FacultyofLaw)和人文学院(FacultyofArts)或哲学院(FacultyofPhilosophy)。文科课程包括现今的文理课程,为其进入其他三个专业课程的学习做准备,但大多数学生只是到此就打住了。
正是为了满足这些新需求,大学应运而生。大学早期的历史极其模糊,正如劳里(Laurie)所说,因为很多古老的大学“在发展却未创立”。其中一些只不过是大教堂或修道院学校的延伸;另一些则是在商业城镇发展起来的世俗学校,特别是在意大利的城市里建立的学校具有几乎完全世俗化特征和实用化目的的教学特征;还有一些新学校建在已有的教会和修道院学校附近,但却逐渐掩盖了它们的光芒。
教皇庇护新兴学校,“相信所有学识都会服侍上帝的荣耀与教会的正义”;皇帝和国王授予新兴学校特许状,确认已获特权或给予新的豁免,希望它们能够成为帝国或君权的桥头堡;城镇培养新兴学校,因为它们可以带来盛名并引来居民与贸易。1
大约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早期的大学得到君权和神权的双双认可。3所最古老的大学分别是以医学教师而著称的萨莱诺大学(UyofSalerno)2;以法律教育而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UyofBologna);以及以神学博士的权威而受人敬仰的巴黎大学3。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成为后来大学组织与管理的样板。巴黎大学还赋予了其他学校可以学习的章程与规则,因而获得了“大学之母和中世纪西奈(Sinai)”的称号。
1 因此,在1229年,教廷成立了图卢兹大学(UyofToulouse)以打击阿尔比派异端;1158年,腓特烈·巴巴罗萨授予所有学生,特别是“神学和神法专业学生”,各种特权,确信无疑法学家们可以维护君权;1349年,在大瘟疫肆虐之后,佛罗伦萨建立了一所大学目的是填补人口不足。
2 有些专家否认萨莱诺大学是大学,但它确实是大学,但只是没有长期保持独立存在,而成为1231年成立的那不勒斯大学的医学系。
3 在上述情况中至少有两例,推动力主要源于想要把现有的学校建设成为真正的大学并赋予其强大的特性;一位是博学的法学家伊纳留(Irnerius,1070—1138),给博洛尼亚大学带来了最早的声望;还有伟大的哲学家阿伯拉尔,在其推动下产生了后来的巴黎大学。非洲人康斯坦丁(e,卒于1087),与萨莱诺大学的早期历史紧密相关,是一位传奇人物。
263。大学组织:“同乡会”或协会中世纪城镇中的外来人口就同古希腊的外来人口一样,几乎不享有任何政治和民事权利;而绝大多数大学的情况是,学生甚至老师几乎都是非本城镇的市民。只有了解这两个事实,才能理解中世纪大学的许多特征。1因此,出于友谊、互助和“打抱不平”的目的,要么学生们独自,要么同老师一起,根据来自国家的不同组成协会,后来被称为“同乡会”(Nations)。在巴黎大学有4个此类协会,而在博洛尼亚大学则有36个之多。2出于各种意图和目的,这些协会成为行会并在各行业复现,就在大学兴起初期,商人行会、骑士团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正是这些行会行使或享有着特权,通常包括免税收、免兵役,并且免受普通法院的管辖。因此,早期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我管理和自我裁判的自治体,简言之,“文学共和国”同城镇的民事当局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其所在的城市在独立城市生活的年代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
264。学生与学习生活
中世纪大学里的学生人数众多。当时最受欢迎的大学应该有15000到30000人之多。这些数字值得怀疑,可以像看待其他中世纪的数字一样,仅仅是“比喻众多”
之意,但人数多却是确定无疑的。当时,思想躁动相当普遍,所有渴望获得知识的人必须到某个学府求学,因为手写书本稀缺且昂贵,使得居家自学绝无可能。许多参加非专业课程的学生都是12岁左右的男孩,相当于现在的中学生;另外,学生群体中也有许多成年人,其中有教士、教长、执事和其他要人。此外,这个数字还包括许多既非学生也非教师的人员,但通过为大学提供各种形式的劳务也共享其成员的豁免权。
在寝室和校舍制度引入之前,早期的大学生活管理混乱、极不规范。在那个粗暴野蛮、无法无天的时代,学生阶层也并未好到哪儿去;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他们似乎更糟。因为学生群体中有许多年轻富有的浪**之徒,发现大学是最惬意的虚度时光的地方,许多野蛮粗鲁之辈,经常夜里在酒馆斗殴搞得市民惶恐不安;甚至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伏击商旅;更有犯下“许多人神共愤罪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