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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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文艺复兴催生了考古学和历史批判学许多科学都在文艺复兴时期萌芽，考古学更是如此。对古代遗迹的新感情已经触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灵魂（详见第288条）。

罗马遗址自然成为意大利学者虔诚的好奇心与考古热情的首个对象。临近15世纪末，除了其他关于意大利古迹的著作外，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Biondo）写了考古学的第一本论著《复兴的罗马》（RomeRestored）2。从那时起至今日，人们对古代文明的遗址和遗迹的兴趣不断扩大与加深，不仅在古希腊-罗马的土地上，还在希伯来、亚述、埃及的领土上有了举世瞩目的发现，这些发现把人类的故事带回了遥远的过去，并赋予了历史一个全新的开端。

考古科学的真实性同样适用于历史批判科学。文艺复兴唤醒了质疑与批判的精神，这与中世纪的盲从精神截然不同——因其根本不问信息源或可信度，愿意接受任何生动的传说或奇妙的故事。正是这种质疑与批判的精神激励了彼特拉克对古典作家进行比较和批评，并只遵从他有理由信任的那位。

1　这一时期的某些绝佳作品是用拉丁语写成，例如伊拉斯谟的《对话集》（ColloquiesbyErasmus）和莫尔的《乌托邦》（UtopiabyMore）。

2　早期也有一些关于罗马遗址的作品，有名的要数里恩佐（Rienzi）的《罗马城及其辉煌》（DesoftheeanditsSplendor），但都不具备比昂多的科学性。

但历史批判学的真正创始人是洛伦佐·瓦拉（1407—1457）。他作为批评家的伟大成就便是在文献和历史层面上论证《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1的非真实性（详见第135条）；还质疑李维（Livy）的权威性，证明了塞涅卡与使徒保罗（ApostlePaul）之间所谓书信的虚假性。

瓦拉的成就是开创了历史批判的时代。从此开始了对历史资料来源的批判性筛选与评估，使得数以千计曾经一度被认为无懈可击的历史材料成为了神话和传说，因而重建了东部、古代与中世纪的历史。

催生这两个学科的相同因素也缔造了真正的历史写作。正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智识中心佛罗伦萨，出现了一批作家，其中以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为首2，不但因为他们的批判精神和理智的公正评价，还有其与中世纪呆板而又不加批判的编年史家截然相反的卓越风格，使其值得被视为第一批近代历史学家。

305。文艺复兴促进了宗教改革

人文主义运动穿过阿尔卑斯山，赋予了北方民族一种新的性格。而激起北方学者兴趣的与其说是希腊-罗马的往昔，还不如说是希伯来人的历史。以原版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以及当地方言印刷的《圣经》成为热心研究与全新阐释的主题。

因此，南方古典文学和艺术的复兴到了更为严肃且不那么敏感的北方则变成了原始基督教即希伯来-基督教历史伦理与宗教因素的复兴。人文主义者成为了改革者。“事实是”，西蒙兹说，“宗教改革是日耳曼的文艺复兴。”

人文主义特定的原则和性质让从南方传播到北方的复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改变。首先，人文主义自由探索的原则一定与教会的权威原则相碰撞。正是人文主义中的这一倾向，最终引发了教廷的恐惧，并使其与早期大力推动的整个智识运动背道而驰。

1　这份文件之前也曾遭到过抨击，但一般来说，这样做的人并没有足够的古典学识以清楚地揭示其本质。然而，英格兰学者雷金纳德·皮科克主教（ReginaldPecock，约1390—1460）以扎实的知识和科学的调查方法对其发起了批评；但是皮科克却不像瓦拉那样有名，其批评的影响力不如后者。

2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以极为清晰生动的风格写成了《佛罗伦萨史》（HistoryofFlorence）；弗兰齐斯科·圭恰迪尼（1482—1540）写了从1494年到1532年的《意大利史》（HistoryofItaly）。

其次，人文主义者在宗教方面拥有的自立精神，为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中的个人主义埋下了伏笔。彼特拉克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也习惯引用早期教父的话说：“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你应该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不要担心使教父变得智慧的同样精神不会帮助你。”1这正是宗教革命的按语。

最后，人文主义中有一种反叛精神，不仅反抗中世纪的神学，还反抗整个中世纪的制度。人文主义，像原始的基督教，本身就拥有翻天覆地的革命力量。像赖希林、伊拉斯谟及其他北方的人文主义者，是16世纪伟大宗教改革的先驱。

1　Robinsonararch：TheFirstModernSaers（《彼特拉克：第一个近代学者文人》，罗宾森、罗尔夫著），p。401。

第十九章　民族国家的形成

306。导言

中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政治运动就是一些欧洲国家、小封建公国、半独立的城镇和自治城市，融合成为拥有强大中央政府的民族国家。这一运动伴随着，或者说是存在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城镇自由的丧失与国王权力的增长。这是作为在欧洲事务中具有真正力量和理想的神权与君权衰落的对应产物。教皇和皇帝组建由基督教世界构成的单一社会的尝试失败了，欧洲此时正在依照新理想重建独立国家，或民族国家。

许多事情促成了民族和政府的统一，不同国家的运动有着不同的有利条件。然而，有一些国家的情况却与集权趋势相反，那么这些国家便进入了没有民族主义的近代社会。但在英格兰、法兰西和西班牙，情况似乎都趋于统一，并且到15世纪末，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强大的君主专制制度。然而，即便那些没有出现国家政府的民族中，通过民族语言和文学的形成、共同感情和愿望的发展也取得了走向统一的进步，因此这些种族或民族显然只是在等待国民生活成熟期到来的幸福时刻。

君主制度的崛起和封建制度的衰亡，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取代了软弱无常且相互冲突的封建贵族或其他地方政权统治，都极大地有利于法律和良好秩序的建立，为近代的发展与文明铺平了道路。

在这些变化中，包括市民和贵族在内的所有阶级的政治自由确实都被颠覆了。

但失去了自由权，却找到了民族性。而且相信人民可以赢回自由。这些坚定的市民：城市的商人、工匠、律师，在11世纪时，展现出其强大于领主的一面，不久之后，在自耕农的帮助下，也会证明自己比国王强大。欧洲应该不仅有序，而且自由。立宪制、代议制政府即将从君主专制之中崛起。

第一节　英格兰

307。总述

英格兰人的起源已如前述，并追溯了其在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人统治下的发展。此处将简述金雀花王朝（Plahouse）直系及旁系统治下的命运，一直讲述到1485年标志着英格兰近代史开端的都铎王朝（Tudors）。

金雀花王朝国王世系始于1154年玛蒂尔达王后和安茹的金雀花若弗鲁瓦（GeoffreyPla）之子亨利，止于1485年的理查三世。该王朝在其直系及兰开斯特与约克（LandYork）两个旁系的统治下，持续了331年，历经14代君主。1

金雀花王朝的时代是英格兰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正是在这些国王的统治下，英格兰宪法呈现出了现有的形式，这些宪章与法律被公认为英格兰自由的堡垒。

而且，这一时期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有着深远影响，因而使其成为令人难忘的时代。

这一时期主要的事件有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Becket）的殉道、英格兰丧失其在法兰西的领地、同约翰王斗争产生的《大宪章》（MagnaCharta）、下议院的形成、征服威尔士、苏格兰战争、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