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偏安一方的党项人西夏党项族的起源
文献中记载,最早的党项人被称作“党项羌”,他们被归为汉代西羌的后裔。自古以来,羌人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的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这一片地区的边缘地带,就是位于吐蕃东北部、人们习惯称作安多的地方。
党项族语言
党项这个名字最初是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时间是公元735年。
这个字最初的来源是某种阿尔泰语系的形式。后来,党项就成了北亚和中亚地区对于某些居住在青海湖、甘肃等地区的部落群体的通称。
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19世纪。在汉文、突厥文、阿拉伯文的文献中,以及19、20世纪前,前往汉、藏交界地区的西方探险家的传记中,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称谓。
在党项人的语言中,党项人自称为“Mi”“Mi-·lah”或“Mi-·ag”。汉语意思是“缅药”或者“弭药”,“Mi-·ag”
则是藏族文字中对党项人的称谓。
公元7世纪,唐史中曾明确记载:“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在吐蕃的文献中,“Mi·ag”则是指位于北方的一个王国,也就是青海湖以东及东北的地区。到了最后,这个词演变为对整个西夏领土的称呼。
公元11世纪,青海湖的吐蕃人和于阗人在与宋朝君主的书信来往中,就以这个名字来称呼西夏的党项人。到13、14世纪,“Mi-·ag”这个词就与蒙古语的“kashin”意思相同,指称原来西夏的臣民和属地。
在四川西部的地名和传说中的木雅和木讷,也属于“Mi-·ag”
的另一种称谓。“Mi-·ag”是一个得到广泛使用的名称,但是对于它的种族和地理属性,迄今为止也不是十分清楚。
党项人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周边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东亚大陆的吐蕃、汉、蒙古等文化,对党项文化的影响极大。
部落迁徙
公元4世纪到7世纪,青海湖地区处在吐谷浑鲜卑政权的统治下。鲜卑政权的缔造者吐谷浑是慕容部人,他在4世纪初率部从东北迁徙到青海湖地区,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权。
吐谷浑政权统治羌人地区的腹地,在青海湖周围水草丰美的牧地上过着游牧生活,族中的年轻人也和当地人结成了联姻关系。
公元581到618年,党项人是作为吐谷浑属部宕昌①和邓至的遗种出现在书中的。他们最初出现是在6世纪末,这个时间恰恰是突厥第一汗国的崩溃和唐朝兴起的时间。公元628到630年,唐朝军队击溃突厥人,粉碎了突厥与吐谷浑的联盟。
此后不久,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军队也开始从西南部进攻吐谷浑,并对党项造成了巨大压力。公元680年,吐蕃人取代了吐谷浑在青海湖地区的地位,迫使众多党项人逃离故土。
这些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民族大迁徙,生活在唐朝西北部草原和边缘地区的民族开始大批涌向东方,寻求自己的领地。其实,早在公元584到585年,就有一大批党项部落在其首领拓跋宁丛的率领下归顺隋朝,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重新定居的要求。
公元6、7世纪时,党项社会是由“互不相统”的部落或“姓”
组成的,部落或姓的区别,以其能够召集的骑士数量为准。据文献记载,这时的党项部落的主要特点就是盗窃和掠夺其他部落的东西,并且还衣衫不整。
①宕昌:宕,dàng。宕昌,今隶属于甘肃省陇南市。
即使如此,他们之间却极为团结。虽然平时看起来他们对谁也不理睬、打打闹闹的,但是只要有异常的突发事件,他们便立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们主要依靠羊、豕①、牦牛、马、驴等家畜来维持半定居生活。
西夏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党项拓跋部及其联盟创建的。从一开始,拓跋就是一个有名的党项部族,与早期的党项部族不同,拓跋氏是高贵的鲜卑姓氏,而且是后魏皇室所出的部族。另外,在吐谷浑中也有姓拓跋的部族。
部分学者认为,党项拓跋部就是吐蕃化了的鲜卑上层,他们就像其先辈吐谷浑一样,统治着大量羌人。早在11世纪初期,第一位西夏皇帝就提出了这种解释,他自称是后魏统治者的后裔。
但是其他学者认为,西夏皇帝说自己与后魏皇室有亲缘关系,不过是为了表明其统治的合法地位的一种手段。
在中国北方,拓跋这个姓氏曾经有着崇高的威望。而作为在党项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拓跋集团,他们最初与吐谷浑结盟,然后摆脱吐蕃的统治归附于唐朝。到了西夏时期,又与契丹结盟反对吐蕃。尽管他们与中原有过长期的不和经历,但是党项族却始终与内地保持着密切关系。
①豕:shǐ,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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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人的宗教信仰
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西夏建国前,李德明曾遣使赴宋朝河东地区的五台山进香,并向宋朝求赐佛经。
景宗李元昊也向宋朝求赐佛经,还组织僧侣用新创的西夏文翻译佛经,并在首都兴庆府东修建高台寺。
崇宗乾顺时期,不仅在凉州修缮护国寺、感应塔,还在甘州建造崇庆寺、卧佛寺等;公元1090年,西夏人还完成了西夏文翻译的《大藏经》。
仁宗仁孝时期,更是大量刻印散施佛经。黑水城遗址中发现的大量西夏文的刻本和写本大多是佛经,可见西夏佛教传播的繁盛。西夏佛教前期来源于中原佛教,中期是回鹘佛教,后期是吐蕃佛教。
李元昊治理西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