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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苗刘兵变(第3页)

一位新兴的军方强力人物纵容部下把一个言官追逼得落水淹死,当时无人敢管。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暴露了建炎集团当时军纪败坏、武人跋扈的事实。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堂堂的正朔朝廷会匪气横行。

张浚弹劾这位军方人物,迫使其受到降级处分,“上下始知有国法”。张浚因此晋升侍御史。这之后建炎集团南迁扬州,张浚突然转向国家政策层面,说中原是天下之根本,建议赵构下令重建开封、关陕以及襄阳和邓州一线,为了彰显力度,还希望赵构亲自去这些地方视察走动。

他突如其来地唱反调,站到了汪伯彦、黄潜善的对立面,没有悬念地被免去了御史台职务,外放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

这是很重的处罚,一个风头正劲的青年官员转眼间就被踢出了政府核心。但也就是在这一刻,张浚成功地重塑了自己的个人形象,不仅脱离了奸臣队伍,还提出了自己主张抵抗的政治标签。

这个抉择让他丢了官职,赢得了官声。

在宋朝曾有个核心价值标准,所谓“道理最大”,而不是皇权、职位等最大。每每有官员与皇帝、宰执激烈对抗,不惜被贬官外放,甚至获罪也要坚持自己的理念,越是这样就越会赢得舆论的钦佩与支持,这些无一例外都会转化为个人号召力。

比如李纲,他被一撸到底,永久隔绝于权力核心之外,但是声望之隆终身不倒,越是在国家的危亡时刻越是被人怀念推崇。

张浚外放的前夕,好运突然降临,赵构挽留了他:“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朕将有为,正如欲一飞冲天而无羽翼,卿勉留辅朕。”张浚晋封礼部侍郎,同时担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

一番操作,张浚手握军、政两界权柄。

宋沿唐规,都是三省六部制。宋朝的礼部在神宗朝“元丰改制”之后下辖祠部、主客、膳部三个部门,主官有礼部尚书、侍郎各一人,郎中、员外郎各司一人。侍郎张浚是礼部的二把手,宋朝的文官对武将有压倒式的管控,此时张俊找这个级别的人做靠山是完全说得通的。

张俊到达平江府后,发现这里非常平静,杭州城里发生的事基本没人知道。原来是张浚控制了消息来源,相当于把“明受之乱”屏蔽了。前面提到在这个时段里整个宋朝的军队只有张俊的八千人马是整建制满配额的,他的到来也让张浚信心十足,张浚立即向建业、镇江两处写密信,号召勤王。

镇江是刘光世的戎所。大衙内努力回收部队很有成果,加上不停地收编周边的各种武装力量,尽管良莠不齐,但是基数在迅速变大,加上他的老资格,可以说刘光世是这时军方最有号召力的人。

刘光世知道杭州城发生政变,这些天正在发挥自己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判断得失的能力,努力分析要站在哪一边。苗、刘的拉拢他置之不理,张浚的密信到了他也按兵不动。说到底张俊觉得张浚的牌面够大,刘光世则觉得小。

另一边,平江府迎来了真正的牌面,吕颐浩率领一万名士兵启程响应勤王。吕颐浩,字元直,齐州(今山东济南)人,进士出身,南渡以前做过河北路都转运使,相当于省长。

一般来说,由吕颐浩发起号召才更恰当,但是吕颐浩不仅甘于听从张浚的召唤,还以个人身份帮助张浚再次召唤刘光世。这一次大衙内不再迟疑,决定干了。然而他没有第一时间行动,就错过了最大的红利。

张浚等人的行动进行得很隐秘,但成千上万数量的军队调动是瞒不住的,杭州方面很快知道了张浚扮演着什么角色。苗、刘以明受朝廷的名义传来圣旨,升张浚为礼部尚书,二把手变一把手,命令他赴行在述职。

叛军改变策略了,之前是把所有的实力派都往外赶,离核心越远越好。这时终于意识到是昏招,众多的实力人物在外面很容易就抱成团反攻杭州。他们要矫诏,假传圣旨把人都禁锢到身边。

首要目标是张浚,但重点是韩世忠。后者的名字近两三年来响彻大地,是宋军公认的第一强人。

韩世忠,字良臣。生于北宋元祐四年,延安府绥德军(今陕西榆林)人。

延安府地处西北,是宋朝西军的传统老巢之一,民风尚武强硬,自古以来就是名将之乡,往往一介农夫就有正规军的战斗力。韩世忠“风骨伟岸,目瞬如电”,生来神勇过人,性情“嗜酒尚气,不可绳检”。

他无拘无束,整日里游走四乡,打架生事,活得快意洒脱,同时又非常精明,别说骗他,连拿他寻开心都有风险。某一天,有人对他说,“君当大贵,位列三公”。三公,指司徒、司马、司空,泛指顶级高官。这样的祝福换来的是韩世忠突然翻脸,把这人一顿痛殴。他是西北边城一介混混,三公,这不是当面骂他吗?!

这就是韩世忠的本色,他机警强悍,想到就做,每每让人防不胜防,他的拳头是两宋之际数一数二的强力武器,不管是在宋朝国内还是与异族的外战,都足以让所有敌人头破血流。他还非常聪明,总有让世间意料不到的刁钻念头出现。

韩世忠在十八时岁突然猛醒,跑去军营当大兵。他挽强弓、骑劣马,史载“勇冠三军”。崇宁四年(1105),西夏寇边,韩世忠随军出征。第一战发生在银州,银、夏、绥、宥、静五州是党项人在宋朝初年的全部疆域,银州耸峙国境,是西夏的名城重镇。

党项人“婴城自固”防御严密,韩世忠率先登城,斩关杀将,掷敌首于城外,宋军大胜。

西军乘胜追击至蒿平岭,西夏在这里囤积了重兵。韩世忠率领精锐士卒鏖战,将之击破,随后与西夏军在野外相遇。党项人由青塘马、瘿子甲组成的铁鹞子骑兵从西夏草创时代开始就是宋朝军队的噩梦,这时韩世忠独自率领敢死军作殊死斗,迫使西夏军稍稍后退。

战局仍然凶险,韩世忠突然指向敌阵,问一个俘虏,那是谁?战场上有一个西夏骑士纵横战阵,锋锐难当。

俘虏回答是西夏驸马兀移。

韩世忠跃马冲了过去,阵斩兀移,党项人全军崩溃。此战过后,整个西军都知道诞生了一个超级猛人。上司为他请功,这时正是童贯率领西军的时候,武装太监根据自己的战场经验认定这是冒功,只给他记一次功。

韩世忠随后的任务是“筑砦”。这是从范仲淹时期开始的战略性工程,西军百年间坚持不辍。起因是仁宗朝好水川、三川口等三战之后,宋朝认输,从此每年对西夏呈上岁币,区别只是对辽国称“献”,对西夏称“赐”。范仲淹提议从此不野战,以宋朝雄厚的经济实力,高超的土木建筑水平,不停地向西北方向修筑堡垒,逐步蚕食党项人的生存空间。

历史证明这一招非常有效。韩世忠在政和七年转投鄜延路总管刘延庆部下,修筑天降山砦。建成没多久就被西夏攻占,这也是常态,党项人不能坐以待毙,只好与宋朝逐砦争夺。

韩世忠在夜里悄悄爬上砦墙,斩杀两首级,割断护城毡作为证据回来献功。

类似的事他又做过两次,于是在从军十八年之后,升官做到了“勇副尉”。这在宋朝的军阶里,仍然还是个大兵。如此战功,这般封赏,西军的高层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在南下平定方腊起义前夕给他个偏将的头衔。

从纯粹的军事角度分析,方腊起义注定是失败的,这与宋朝国策有关。

宋朝在边疆囤积大量军队防备异族入侵,在京城常备更加精锐的禁军保卫皇权。在边疆与京城之间是巨大的真空地带,所以才有梁山泊宋江等几十个贼寇就能穿府过县,横行无忌的古怪事情发生。

这时的方腊起义在规模上非常庞大,但在性质上与宋江一样,都是些没有经过军事化训练的农民、茶农、小手工业者,宋朝的正规军渡江之后一路连胜,夺回所有失陷的城池,把起义军压回老巢青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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