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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2页)

那是个到处都莫名其妙的地方。编辑大人是位隐士,吃饭要打发秘书给他送进去,自己几乎就不怎么出门。在那里待了这许久,我只见过他两回,一次是他面试我,只用了三分钟,而且似乎弄得他好不自在;另一次,他打开了那扇将他的房间与我们的房间连通的门,这事委实非同小可,我们都齐刷刷地抬眼凝视。就连那老家伙,本来在不停地往窗口蹒跚,此刻也停下了脚步。编辑的惊诧在脸上骤然僵冷,瞪大眼睛盯住我们。显然,当他发现自己办公室里有一扇门的另一边居然有整整一屋子的助理编辑时,他吓得目瞪口呆。有一小会儿,他看上去似乎有话要讲,可后来到底还是一言不发地退了回去,再关上身后的门。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六个礼拜之后,我在伦敦找到了一份工作。

伯恩茅斯还有一样也变了,那便是所有的小咖啡馆都不见了。过去,每隔三四扇门就有一家,里头摆着气喘吁吁的浓缩咖啡机和黏糊糊的桌子。我不知道如今去度假的人都到哪里去喝咖啡——哦,我知道了,到“阳光海岸”去——可是这样一来,为了喝到一杯还算凑合的咖啡提提神,我就只能一路走到“三角地”。那个地方很远,当地的巴士在接受预订的间歇就在那里休息。

后来,我心里盘算着想出去走走,就赶上一辆公车到附近的基督堂城去,打算走回来。我在一辆黄色双层巴士的顶层前排得了个位子。乘上双层巴士的顶层,实在是件赏心乐事。抬头你能看到外面房屋楼上的窗户,低头你能瞥见车站上人们的头顶(等他们过一会儿从楼梯上来,你就能心领神会地看他们一眼,好像在说“我刚刚看到你头顶啦”),若是巴士飞速转过街角或者环形交叉路,你还会被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刺激得浑身战栗。如是,你看世界便有了一个全然新鲜的视角。通常,从巴士顶层看,城区是会显得更秀气一点,不过哪里都比不上伯恩茅斯更明显。若是取街道为视平线,这里基本上就跟英国其他小城没什么两样——好多建屋互助会的办公楼,好多连锁商店,统统都配着大片平板玻璃窗——但是一上楼,你就会突然发觉,你正置身于英国瑰丽的维多利亚风格社区之一。其实,大约1850年之前,伯恩茅斯压根都不存在呢——当时它只是位于基督堂城与普尔之间的两三座农场——后来,它实实在在地繁荣起来,匆匆建成了码头和散步道,以及绵延数英里长的华丽砖房,既有办公楼,又有敦厚而堂皇的住家,这些房子大多数都配着精心雕琢的角楼和其他繁复热闹的饰物。通常,这些玩意儿也只有巴士乘客和擦玻璃窗的清洁工才看得真切。

维多利亚时代的荣光实在是极少惠及地面,这一点真够可惜的。不过,但凡你把平板玻璃全拿走,把底层的建筑都弄得跟楼上的房子一模一样,我们也许就看不见每一家“斯凯奇利干洗店”“利兹永久建屋互助会”和“布兹药方”里面的景象了,那该是多么惨重的损失啊。想想看,如果从“斯凯奇利”门前经过,却看不到成排成排用塑料袋装的衣服、各色各样破破烂烂的地毯清洗器以及某位女士在柜台边上用一只回形针慢悠悠地剔牙,那么生活会变得何等无聊啊。天,简直没法想象。

我一路坐巴士直到终点站——那是基督堂城里一家新开的名叫“塞恩斯伯里”的大超市的停车场,然后沿着阡陌纵横的立交桥寻到陡崖路。接着我又往前走了半英里,在一条小路的尽头看到“陡崖城堡”赫然矗立,当年这里曾是百货巨子高顿·塞尔弗里奇的宅邸,如今已成一片废墟。

塞尔弗里奇是个很有意思的家伙,他给我们大家都上了一堂颇有教益的道德课。这个美国人早年供职于芝加哥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1906年搬到英国,打算在伦敦打造全欧洲最大的百货商场。彼时英国人只当他是个疯子,尤其是听说他准备把商场造在牛津街上,远离骑士桥和肯辛顿的商业区的时候。然而,凭着辛勤劳作和那股子全情投入的劲头,他终究还是成功了。有好多年,塞尔弗里奇都堪称正派人士之楷模。他过日子严于律己,晚上早早就寝,工作不知疲倦。他喝好多好多牛奶,从来不到处拈花惹草。然而,1918年他太太去世,他从婚姻的樊笼中脱身,一下子就冲昏了头。他勾搭上一双美籍匈牙利裔的俏妞——歌舞圈里管她们俩叫“多丽姐妹”,然后一头扎进温柔乡。他一手挽住一个多丽,在欧洲的各大赌场流连忘返,赌至昏天,输到黑地。他夜夜在外面觥筹交错,将大把大把的钱傻呵呵地扔在赛马和汽车上,买下“陡崖城堡”,还制订计划要在附近的亨吉斯特伯里海德造一处有两百五十个房间的产业园区。十年弹指一挥间,他赛马输掉了八百万美元,失去了塞尔弗里奇公司的控制权,失去了自己的城堡和在伦敦的房产,失去了自己的赛马和劳斯莱斯汽车,最后只能独自栖身于普特尼的一座小公寓里,出门得坐公交车。他死在1947年5月8日,彼时已一文不名,且完全被人遗忘。当然啦,话说回来,他到底跟一对双胞胎姐妹**、欲仙欲死了一场,这可是关键。

时至今日,“陡崖城堡”那气宇轩昂的哥特式外壳依然在一群平房中鹤立鸡群,这景象委实刺眼,只有城堡背面例外——在那里,周边地带一路往下延伸,穿过一个公共停车场,直奔大海。我倒挺乐意知道,这房子是怎么会处于如此岌岌可危、荒凉破败的境地的,可是,在这庄重而忧郁的氛围中,附近空无一人,停车场里也没有汽车。

我踩着摇摇晃晃的木头台阶一路走到海滩上。夜里雨就停了,可是看看天,还是一副山雨欲来的架势。一阵疾风吹来,扬起我的头发和衣服,激得海上恶狠狠地翻起了泡沫。除了惊涛拍岸,我什么都听不见。我被风以险峻的角度斜抵着,在海滩上艰难跋涉,姿态宛若用肩膀扛起一辆汽车上山去。一路上,我从呈新月状排列的一长溜海滩小屋前经过,它们的式样如出一辙,只是油漆的深浅明暗各有不同。大多数房子在冬天里都关着门,但是这条路走到大约四分之三的地方时,有一家却开着,那模样活像是只魔术师的匣子。屋里有个小小的门廊,门廊上一男一女都坐在花园椅上,用足够在北极抵挡严寒的厚衣服裹住身体,大腿上还盖着毯子,承受冷风侵袭,那风似乎随时都有把他们掀个后空翻的危险。男人正竭力想读一份报纸,但风却执著地将报纸往他脸上卷。

他们俩看上去都兴高采烈——即便不是真的那么高兴,至少也挺满足,就好像这里是塞舌尔群岛,此刻他们正在款款低首的棕榈树下畅饮杜松子酒,而不是坐在一阵阵英格兰的疾风中冻得半死。他们之所以心满意足,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小份面朝大海的房产。毫无疑问,这样的机会有一长溜人排队等候呢,况且——这才是他们如此开心的真正秘诀——只要他们乐意,随时可以退回到小屋里,挨冻受冷的程度就能略微减轻点。他们可以泡上一杯茶,如果特别乐意放肆一下的话,还能吃一块巧克力消化饼干。吃罢茶点,他们可以花半个小时开开心心地收拾东西,再关好门窗。人生在世,他们只需要这么一点点,就能让自己进入几近狂喜的境界。

英国人的魅力之一,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美德无知无觉,不过,他们最最无知无觉的,还是自己过得有多么开心。你听我这么讲也许会笑,但他们真的是地球上最开心的人,千真万确。随便挑两个正在聊天的英国人观察一下,看看他们听到别人讲个笑话、逗个乐子的时候,需要多久便能够嘿嘿一笑或者哈哈大笑。时间不会超过几秒钟。有一回,我从敦刻尔克去布鲁塞尔,跟我同坐一个车厢包间的是两个说法语的生意人,明摆着,他们不是老朋友就是老同事。整个旅途上,他们聊得很热络,可是一连两个小时里,他们谁也没露出一丁点笑意来。同样的情形,你可以在德国人或者瑞士人或者西班牙人甚或意大利人身上想象,但英国人嘛——休想啦。

要取悦英国人真是容易啊。这一点最不寻常了。事实上,他们巴不得乐趣都是那种微不足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有那么多点心——什么茶糕啦,烤饼啦,松饼啦,岩皮饼啦,奶油茶饼啦,水果什鲁斯伯里啦——口味都处理得那么小心翼翼。天底下也只有他们才会认为,在布丁或者蛋糕上加果酱和葡萄干是桩惊心动魄的事。如果给他们一点儿真正诱人的东西——一片奶油蛋糕,或者从一盒花式巧克力里头挑一种——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会踌躇一下,开始担心这样做是不是没名堂,会不会很过分,就好像,但凡开心的程度刚刚跨过了及格线,就多少有点儿不得体了。

“哦,我真不应该呢。”他们说。

“哦,拿去吧。”你赶紧给他们打打气。

“呃,那就拿个小的吧。”他们一边说,一边飞快地拿走一块小的,然后脸上掠过的神色就像是刚刚做了什么魔鬼附体的邪门事儿。这一切,跟美国人的思维完全背道而驰。在美国人看来,人生在世的唯一目标、肉身存活的恒久证据,就是要竭尽所能,把口腹之乐或多或少、马不停蹄地塞进嘴里去。越快越好、多多益善地满足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权利。难不成有人叫你做个深呼吸,你也来一句“哦,我真不应该”吗?

以下事实曾让我颇感困惑:一则,英国人对于享乐的态度委实古怪;二则,他们那种孜孜不倦、冥顽不化的乐观主义精神,会让他们在境遇最不济的时候将语气转得昂扬起来——“不准再嘟嘟囔囔地抱怨啦!”“会有变化的!”“你本来可能搞得更糟呢!”“虽然不怎么好,可好歹又便宜又讨人喜欢嘛!”“呃,真不错呢!”但是,渐渐地,我被他们的思维方式同而化之,从此以后便空前地快乐。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乏味的海滨散步道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屋子冷冰冰,衣服湿淋淋,眼前端来一杯茶、一块茶糕,我居然当即脱口而出:“哇,真棒!”这下我心里明白了,变化已悄然开始。不久以后,我渐渐地将所有的行为——在饭店里多要些吐司,在玛莎百货里买羊毛成分高的袜子,明明只需要一条长裤结果却拿了两条——都看成某种胆大妄为、近乎违法的勾当。我的人生就此丰富多彩起来。

此刻,我跟小屋里那乐呵呵的一对相视而笑,然后沿着海滩向前跋涉到缪德福德。那是一个小村落,坐落在一片沙滩岬角上。岬角一侧是大海,另一侧则是基督堂码头的那一大片芦苇**,望得见对面基督堂城古老而宏伟的小修道院,景致颇为秀美。缪德福德当年曾是走私犯的避难所,可如今它只不过是个破破烂烂的小广场,里头有一些商店,还有一家沃尔沃汽车的代理商。周围的一圈房子,都有个洋洋得意的跟航海扯得上关系的名字:盐滩、豪富、晕船。

我穿过缪德福德,经过一条长长的、乱糟糟的路——两边尽是些修车行、看上去脏兮兮的商店和半死不活的酒吧,继续往前进入基督堂,再经过塔克顿、南伯恩和博斯库姆回到伯恩茅斯。这些地方大多数都没有因为时移世变而得到什么好处。基督堂和南伯恩的商业区看上去都像是给锁进了一个缓慢的、邋遢的螺旋形下降的模式里。位于斯托尔河岸上、塔克顿桥附近的一间当年颇为可爱的酒吧如今让出了自己的草坪,给一个大停车场腾出了空间。如今那里叫什么“酿酒人菲尔”,是惠特布莱德集团[3]旗下的一个分支。这玩意儿很糟糕,不过,它显然很时髦,真叫人沮丧。只有博斯库姆似乎略有点长进。过去,横贯此地的主街难看得足以让你咋舌,到处都是被风吹来的垃圾,俗里俗气的小商店,而那些腔调淡漠、不露温情的超级市场和百货公司,则一律挤在维多利亚风格的门面里。现在,这些街道都有一部分变成了时髦的步行街。“皇家拱廊”是一座建于19世纪的商业中心,如今被优雅而精致地整修一新,拱廊里分布着好多古玩店,比起以前那些将皮肤弄成古铜色的沙龙和寝具中心来,古玩店的看头要大得多。

从“陡崖”到伯恩茅斯要经过长途跋涉,总计约十英里。等我抵达东越崖车道,踏上进城的最后一段路上,我每天放松取乐的时段已经过去很久。我停下脚步,斜靠在一道白色的围栏上,将景色尽收眼底。风已停,在傍晚昏黄的夜色中,普尔湾——指伯恩茅斯的海域——真叫人着迷:分崩欲碎的山崖和宽阔的金色海滩,勾勒出一条长长的、宏伟的弧线,从脚下的怀特岛一直延伸到隐约透出些许紫色的波倍克山。在我眼前,伯恩茅斯和普尔湾的灯光在渐渐聚拢的暮色中闪闪烁烁、满含**。脚下远远的地方,伯恩茅斯的两个码头看上去喜气洋洋、华丽时髦。遥远的海上,过往船上的灯光在黄昏暮色中熠熠闪光。整个世界,或者至少这个小小的角落,看起来真是个安详的好地方,置身于此真是莫大的幸福。

在这趟旅程里,我一想到要离开这个温暖而惬意的小岛,就会时不时地暗自惊恐。说真的,我这段短短的旅行确实叫人忧伤,有点像绕着深爱的家园久久徘徊,看它最后一眼。我真的喜欢这里,很喜欢。只要一家店老板做出一个友善的手势,或者在一家乡村酒吧的壁炉旁坐上个位子,又或者看到这样的景色,我都会忍不住寻思,我是不是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会不会误入歧途。

所以,但凡你曾在那个温煦的傍晚,正巧在伯恩茅斯的崖顶上散步,那你或许会和一个人到中年的美国男子擦身而过,他心事重重,嘴里念念有词:“想想冬天一连几个月雨总下个没完。想想17。5%的增值税。想想礼拜六往你的车里装垃圾,满得几乎要溢出来,然后开车去倒,结果却发现那里关了门。想想BBC一直莫名其妙、坚定不移地喜欢重播《警花拍档》[4]。再想想……”

[1] 巴特埃姆斯和巴登巴登都是德国的旅游胜地。

[2] 都是名噪一时的好莱坞明星。米奇·鲁尼是童星出身,一度创造全美票房神话,据说就连米老鼠的名字都是迪士尼受这位明星的启发才定下来的;艾娃·加德纳则是划时代的银幕性感女神,是米奇的第一任妻子,这段婚姻仅历时一年便告终。

[3] 英国著名企业,专营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旗下收罗多个品牌。

[4] ey&Lacey,1982年至1988年在美国CBS热播的电视剧,讲述纽约警局两位女警的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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