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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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北威斯康星综合医院，圆您生儿育女之梦。”收音机里面传出这样的话。噢，天啊，我想，医院广告的降临，这是自我离开之后美国的又一项新进步了。如今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能遭遇医院广告。给谁听呢？一个家伙被车撞了，他会说：“快，把我送到密歇根综合医院去，那里有磁共振成像机。”我搞不明白。当然，事关美国医疗保障方面的一切，我都搞不懂。

就在开始这段旅程之前，我得知一位朋友住在得梅因的仁爱医院，我就在电话簿中找医院的电话，然而，在仁爱医院名下共列了94个电话号码，按字母排列顺序从“住院处”开始，接着是“生化室”“癌症热线”“性无能治疗计划处”“婴儿窒息热线”“骨质疏松症治疗计划处”“公共关系室”“睡眠咨询服务”，一个叫作“共享医疗公司”的什么东西，以及“戒烟班”，等等，不一而足。美国的医疗保障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且已完全失控。

我要去探望的那个病人，是我们家的老朋友，她也是刚知道自己患了卵巢癌，而且还有并发症——肺炎。正如你能想象到的，她看上去非常衰弱。我正在陪她的时候，一个社工走了进来，温文尔雅地向她说明治疗中的收费问题。举例来说，我朋友可以服用A药，一剂药为5美元，但一天要服用4次；也可以换用B药，一剂药为18美元，但一天只须服用一次。这就是社工的工作：充当医生、病人和保险公司的桥梁，确保病人不会收到太多保险公司拒绝支付的账单，当然，我朋友得为这种服务支付账单。这一切让人觉得那么疯狂、虚幻，病人从氧气面罩里艰难地呼吸着，已经濒于奄奄一息了，却还要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用微弱的点头或摇头为那些事关自己能否延续生命的问题作选择。

与国外通常的看法相反，在美国，到县立医院接受免费治疗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还是非常容易的。那当然不是让人欢欣鼓舞的地方，事实上还相当郁闷，但也不比任何一家英国国家健康服务网的医院更差。没法儿不提供免费医疗，因为40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但是，假如你在银行里有存款，却还想溜进县立医院揩点儿免费治疗的油，那让上帝保佑你吧。我在得梅因的县立医院工作过一年，因此我能告诉你，那里有一大批律师和讨债人，唯一的工作就是摸清那些使用他们设备的人的背景，以确认他们是否真的跟声称的一样穷。

不管美国的私立医疗保障体系怎样不合理，但其治疗品质居世界第一也不可否认。我朋友得到了高超且无微不至的治疗（他们把她的癌症和肺炎都治愈了，而且绝不是误打误撞的），她住着一个单间，房间里有独立的盥洗室，有带遥控器的电视机，有录像机，还有自己的电话。整个医院都铺着地毯，到处点缀着异国风情的棕榈树和赏心悦目的绘画。在英国的公立医院，你能找到地毯或彩色电视的地方只有护士长休息室。几年前我在一家英国国家健康服务网的医院工作过，有天深夜，我溜进护士长休息室想一睹究竟，好家伙，那简直就像女王的起居室，到处都是天鹅绒的家具和吃了一半的盒装牛奶巧克力。

与此同时，病人们却在光秃秃的灯泡下睡在寒冷的**着回音的大厅里，白天就用至少丢了15的拼图打发时间，等候着每两星期一次约20秒钟的检查——那些负责检查的医生与见习生一个个还都是来去匆匆。当然，这都是英国国家健康服务网医院旧日的美好时光了，现在已经没那么美好了。

抱歉，我好像有点儿跑题了。我本来该引导读者你走过威斯康星州，给你讲述一些这一美国的主要产奶州的趣闻轶事来着，结果离题太远，对英国和美国的医疗保障做起缺乏建设性的评论来，这很不得当。

不管怎么说吧，威斯康星州是美国的首要产奶州，生产了全国干酪和奶制品的17%，老天！尽管如此，在高低起伏的美景中穿越时，我倒也没有被大群的奶牛所震撼。我已经行驶了很久，向南经过格林湾、阿普尔顿和奥什科什之后，开始拐弯向西朝艾奥瓦驶去。这是个典型的中西部农业区，到处是深浅不一的焦黄，有矮树覆盖的山、光秃秃的树、干枯的牧场和摇摇欲坠的玉米，有一种静穆的美。四处分散的农场都很大，看上去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差不多每隔半英里就会经过一座外表非常温暖舒适的农舍，有前廊环绕，还有栽满树的院子，附近总会有红色的谷仓，有圆圆的屋顶和高耸的粮库。到处都是快被撑破的玉米仓库。候鸟飞满了灰白的天空，田里的玉米看上去已经干枯，不时可以看到大型收割机，它们正一行行地将玉米吞下去，然后吐出金黄耀眼的玉米穗。

在午后淡淡的光线中，我在偏僻的路上穿行，就好像要没完没了地在这个州穿行似的，但我毫不介意，因为这里的景色是如此动人与安详。这种季节、这种白日、这种冬天正一步步走近的感觉，都有种不同寻常的魅力。到下午4点，白昼已渐渐远去；到5点，太阳在云层后坠落，渐渐隐没在远处的山峦中，就像一枚硬币投进小猪存钱罐似的。在一个叫作费里维尔的地方，我突然与密西西比河不期而遇。它就那么一平如砥地待在那儿，那么浩瀚、那么美丽、那么庄严，一瞬间我简直停止了呼吸。夕阳下，密西西比河就像一块液态的不锈钢。

大约1英里远的对岸，就是艾奥瓦，我的家。我受到一种兴奋感的奇特压迫，迫使我更低地俯下身子、更紧地握牢方向盘。我沿着河东岸行驶了20英里，一路凝望着艾奥瓦州那侧高耸的昏黑的峭壁。在普雷里德欣[1]，从一座到处都是支架和横梁的铁桥过了河，这就到了艾奥瓦了。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心跳在加速。到家了，这是我的州，我的车牌和其他人的都一样了，再没有人会露出一副好像在说“你在这儿干什么”的神色看我，我属于这里。

在渐渐衰弱的光线中，我几乎完全随性地在艾奥瓦东北部信步游**。每两三英里就会碰到开着拖拉机的农夫，拖拉机轰隆隆地强烈震动着，载着归心似箭的农夫们回家吃饭，他们的家就在密西西比河岸边树木葱茏的小山上。这天是周五，是农夫们一周中的重大日子之一。他们会洗洗胳膊和脖子，和家人团团围坐在摆满大碗大碗食物的餐桌旁，全家一起祈祷感恩。晚饭之后，全家会开车到胡特维尔去，坐在10月寒冷的空气中，透过自己呼出的寒气，观看胡特维尔高级蓝魔鬼队在橄榄球赛中以28∶7的比分大败克劳特城队。农夫之子小默尔会拿到三次触地得分，老默尔就会到埃德酒馆庆祝一番（两瓶啤酒，绝不会更多），接受社区居民对他儿子的道贺，之后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在有霜的清晨早早醒来，和最好的朋友埃德、阿特和沃利一道，踏过黄色的田野，享受着纯净的空气和纯朴的友情，去猎捕野鹿。我对这些人和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深感羡慕，想来，生活在一个安全的时光几乎停止的地方一定很惬意，你认识所有的人，每个人也认识你，大家可以互相信赖。我羡慕他们的亲密无间，羡慕他们的足球赛，羡慕他们的实物交易，羡慕他们的教堂活动。我为对他们的嘲弄而深感羞愧，他们可都是好人哪。

在无边的黑暗中，我经过了米尔维尔、新维也纳、喀斯喀特、斯科奇格罗夫等。每隔一会儿就会看到在远方显现的农舍，窗户里亮着黄色的灯光，温暖而好客。偶尔也会出现大一点儿的城镇，在黑暗中划出更大的光圈——那里是中学足球场，正在举行周赛。这些足球场把整个黑夜都点亮了，几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它们。我从每个城镇驶过时，发现大街上空无一人，显然每个人都去观看比赛了。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十几岁女孩，站在当地一家“牛奶皇后”的柜台后，等待着赛后人潮，而其他人都去了比赛现场。在艾奥瓦州举办中学足球赛时，你简直可以带队货车开进去把整个小镇都搬个一干二净，也可以用炸药炸开银行用手推车将钱运走，而不被任何人看到。但是当然了，没人会想到这样的事情，因为艾奥瓦州乡间是没有犯罪存身之处的。在这样的地方，所谓的犯罪可能就是错过周五的足球赛，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只存在于电视和报纸上，存在于那种叫作“大城市”的半神话式的远方。

我原打算继续驱车前往得梅因，但心血**地又在艾奥瓦市区停下了车。这是个大学城，是艾奥瓦大学的所在地，我还有几个朋友住在这里——他们来这里上大学，之后就找不到离开的理由了。我到达时已近晚上10点，但大街上挤满了出来狂欢的学生。我在一个街角给老朋友约翰·霍纳打了个电话，他叫我到菲茨帕特里克的酒吧去找他。我拦住一个经过的学生，向他询问到酒吧的路线，但他醉醺醺地说不成话，只是木然地盯着我，这小子看起来才不过大约14岁而已。我又拦住一群几乎同样醉醺醺的女孩，问她们是否知道到酒吧的路线。她们都说知道，但是分别指着不同的方向，然后就叽叽咯咯笑得简直要疯掉，还能站着已经是很难得了，她们在我面前摇来摇去，就像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坐船，这些女孩子看起来也不超过14岁。

“你们总这样狂欢吗？”我问。

“只有在返校节才这样。”其中一人回答。

啊，这就解释了一切。返校节，这是大学里的重大社交事件。在美国的大学里，与返校庆典相关的仪式有三段：一、喝得烂醉；二、在公共场所呕吐；三、醒来时反穿**，不知道身处何方或者如何来至彼处。好像我来到此处的时间介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事实上有几个更投入的学子已经致力于向水沟翻肠倒肚了。我在艾奥瓦闹市区穿梭如织的人群中左冲右突，不时抓住个什么人询问到菲茨帕特里克酒吧的路，似乎没人听说过它——但当时遇到的很多人恐怕用一屋子镜子也认不出自个儿了。最终，我自己撞见了酒吧。像艾奥瓦周五晚上所有的酒吧一样，人多得都快到屋椽上了。每个人看起来都只有14岁，只有一个人——我朋友约翰·霍纳——除外，站在吧台后的他从头到脚都显示着他35岁的高龄，没有任何地方比大学城让你感觉比实际年龄更老了。我走过去跟霍纳一起站在吧台后。他变化不大，现在是一位药剂师，在这个社区颇有名望，虽然眼睛里仍旧闪烁着带点儿野性的光芒。当年他曾是社区里最投入的吸毒者之一，实际上，尽管他总是极力否认，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学药理学的动机就是想要制造一种更奇特的迷幻剂。至少从小学一年级起，我们差不多就是朋友。互致了灿烂的笑容和亲热的握手，我们开始试着说话。但周围人声鼎沸，音乐又震耳欲聋，以致我俩只能看到彼此嘴巴开合，于是就放弃了谈话，而是喝着啤酒相对傻笑——通常我们遇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就那样，边傻笑边扫视着周围的人。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年轻，那么精力充沛，这让我简直无法忍受。他们从头到脚都是簇新闪亮的（衣服、脸和身体都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沧桑。喝完啤酒，我和霍纳就出了门走到街上，一起走向他的汽车。清新的空气感觉很棒，到处都有人斜倚着房子呕吐。“你这辈子见过这么多讨厌的小笨蛋吗？”霍纳很讲究修辞地问。

“而且他们都不过才14岁。”我补充说。

“生理上他们是14岁，”他纠正我，“但在情感和智力上他们还不到8岁呢。”

“我们在他们的年龄时也这样吗？”

“我以前也这样疑惑过，但我想不是。我以前可能是那么蠢，但绝不会那么无知。这些孩子穿着领尖有纽扣的衬衣和休闲鞋，看起来像是要去听奥斯蒙德音乐会似的。而且他们什么都不懂，在酒吧里跟他们聊，他们甚至不知道谁在竞选总统，也从没听说过尼加拉瓜。这可真让人揪心。”

我们边走边担忧着。“但是还有更糟糕的事，”他补充说。此时已经在他车旁了，我越过车顶看着他。“是什么？”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