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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5章 不是我说这思想觉悟还有待提高啊(第1页)

两个女的不明所以,于是把目光看向祁讳寻找答案。

“看我干啥?”祁讳没好气道:“我也是文科生,哪里懂……好吧好吧,我还是懂一点的。”

眼看着她们就要翻白眼,眼看着周讯又要来满满的嫌弃,祁讳选。。。

夜风穿过喀什老城的巷口,带着沙粒与烤包子的香气,在院墙间低语般游走。学生们早早支起了幕布,用两根竹竿夹着白床单,固定在民宿后院的老桑树上。投影仪是周小雨从北京带回的二手货,开机时嗡嗡作响,像一只疲惫却仍坚持振翅的蜂。孩子们围坐在地毯上,脚边堆满了瓜子壳和糖纸,爆米花装在褪色的铁盆里,热气袅袅升腾,在冷空气中划出柔软的轨迹。

林浩然坐在角落的一张矮凳上,手里捧着那台旧录音笔,反复听着雪豹那一声低吼。他没再播放给任何人听??不是怕惊扰了谁,而是怕解释不清那种感觉:像是大地深处传来的一记心跳,遥远、微弱,却又不容忽视。他知道,这声音不属于任何剪辑技巧或配乐渲染,它只是存在过,被某双耳朵捕捉到,然后交到了另一双耳朵面前。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把那些本该沉默的东西,轻轻托出来,说一句:“你听见了吗?”

电影开始前,周小雨站在幕布旁,手里拿着话筒,声音不大却清晰:“今天我们不谈技术,也不讲结构。我们只问一个问题??看完之后,你心里响起了什么?”她顿了顿,“也许是一句话,也许是某个画面,也许只是一个念头。别急着说出来,先让它待一会儿。”

《回音》的片头缓缓浮现,黑白影像中,第一个镜头是对着一扇老旧木门的特写。门缝透进光,一只手缓缓推开门,画外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叫李秀英,今年六十八岁,我想说的事……已经憋了四十年。”影片就这样开始了,没有音乐,没有字幕说明,只有一个个普通人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伤痛、悔恨、挣扎与微光。

院子里渐渐安静下来。连最小的孩子也停止了打闹,仰头望着那块随风轻晃的幕布。当那位彝族奶奶在火塘边摆上妹妹的碗筷时,有人轻轻抽泣;当内蒙古牧民用马头琴拉出亡妻的名字时,一位学生悄悄握住了身边人的手;而赵建国在监狱里一字一句读着他写给儿子的信时,整个院子仿佛凝固了,连风都放慢了脚步。

放映结束,投影机熄灭,黑暗笼罩片刻。没有人动,也没有人说话。直到一只猫从屋顶跳下,踩翻了空水桶,发出“哐当”一声响,才惊醒了这片沉静。

林浩然站起身,轻声说:“现在,轮到你们了。”

沉默持续了几秒,然后巴合提举起了手。他走上前,站在幕布前,像个正式发言的学生,可声音还是有些发抖:“我爸爸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把羊杀了。但我昨天梦见它了,它变成了雪豹,站在山顶上看我。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坏孩子了。”

一个来自贵州的女孩接着开口,她是《父亲的鞋》的拍摄者。“我一直以为我爸不爱我,因为他从来不回信。可刚才看电影的时候,我想起小时候他走那天,蹲在地上给我系鞋带,手特别粗糙。那时候我以为他在敷衍我,现在才知道,那是他唯一会表达爱的方式。”

又有人说起自己母亲常年酗酒,骂她是“赔钱货”,可就在上周,她回家发现冰箱上贴着一张纸条:“菜热过了,记得吃。”字歪歪扭扭,却让她哭了整夜。

林浩然听着,目光扫过每一张脸。这些曾经不敢直视镜头的人,如今已能坦然说出心底最深的褶皱。他知道,这不是治愈,也不是解脱,而是一种确认??确认他们的痛苦曾真实发生,确认他们值得被听见。

第二天清晨,阳光洒进教室,学生们自发围成一圈,开始讨论下一阶段的创作主题。有人提议拍“道歉”,有人想记录“重逢”,还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能不能去一趟深圳?那里有十万外来工子女,他们在城市长大,却永远无法落户。他们的故事,是不是也是一种‘未说完的话’?”

林浩然点头,正要回应,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司法局的通知:赵建国因服刑期间表现优异,获得减刑,三个月后将出狱。

他盯着屏幕许久,最终回复了一个字:“好。”

当天下午,他独自驱车前往百里外的塔县。那里有一位报名学员迟迟未现身??一位塔吉克族女教师古丽娜尔,她在报名视频里说:“我教了二十年语文,但从没让学生写过‘我的梦想’。因为我知道,大多数孩子的未来早已注定:放羊、嫁人、生子。我想学电影,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想让孩子们知道,至少有一次,可以说‘不’。”

山路崎岖,高原反应让他头疼欲裂,但他坚持到了村小学。学校只有五间教室,操场是黄土压实的平地,国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古丽娜尔正在给三年级上课,看到他进来,愣了一下,随即露出温和的笑容。

“你真的来了。”她说。

“你说你想让学生说‘不’,”林浩然坐下,喘着气,“那我们就从这一课开始。”

他们在校园里架起摄像机,组织了一场特殊的作文课。题目只有一个:“如果没人会骂我,我想成为________。”

一个男孩写下“飞行员”,随即撕掉,说“飞机太贵了”;一个小女孩画了一幅穿婚纱的女人,旁边写着“妈妈没结过婚”;最触动人心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生,她低头写了很久,最后举起本子:**“我想当一天城里人。”**

林浩然问她为什么。

她咬着嘴唇:“因为我爸说,我们是乡下的脏孩子,不配坐地铁。”

当晚,他和古丽娜尔坐在屋顶看星星。远处雪山如银刃割开夜幕。

“你觉得他们能拍出好片子吗?”她问。

“我不知道什么叫‘好’。”林浩然说,“但我知道,如果没人帮他们按下录制键,这些声音就永远不存在。就像雪豹的叫声,看不见,摸不着,可它确实在那里。”

几天后,他们带着第一批塔县学生返回喀什。路上遭遇暴风雪,车子陷进雪坑,一行人徒步走了七公里才找到救援。正是这段经历,让孩子们第一次主动拿起摄像机,记录下彼此在风雪中搀扶前行的画面。没有剧本,没有导演指令,只有真实的寒冷与信任。

回到学院,这部名为《风中的课本》的短片被选为“回音计划学院”第二季展映开幕作品。同时,林浩然宣布启动“移动放映车”项目:一辆改装过的厢式货车,配备发电机、投影仪和便携音响,将携带学员作品深入偏远村落、工地宿舍、边境哨所,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点亮一块幕布。

第一站定在甘肃敦煌附近的移民安置村。那里曾是荒漠边缘的扶贫搬迁点,居民多为失去草场的牧民和退耕还林的农民。放映当晚,全村老少挤满了村委会前的空地。当《妈妈的手》播放到女儿发现土豆形状与童年记忆吻合的那一幕时,一位老太太突然站起来,颤巍巍走到幕布前,伸手去摸屏幕。

“这是我!”她哭着说,“我也天天削土豆!我以为只有我这样……原来有人看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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