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小说

附 八问粤商（第1页）

附：八问粤商

（王志纲在佛山论坛上的讲话）

2004年11月23日，应共青团广东省佛山市委员会、佛山市青年联合会、佛山市青年商会的邀请，王志纲在佛山财富论坛上发表了这篇演讲，通过“八问粤商”将当前中国两个最大的商帮——粤商与浙商，进行了纵问横比。这“八问”一步紧接一步，问问铿锵逼人、振聋发聩，如同饮下了一剂猛药，令人额头直冒微汗。

一问粤商：为何你难成“常青树”？

二问粤商：为何只有“广东经济”而没有“广东人经济”？

三问粤商：为何广东的商品集散平台总“长不大”？

四问粤商：为何广东企业不愿上市？

五问粤商：为何广东企业在气势上输人一筹？

六问粤商：为何你的商会总成摆设？

七问粤商：为何广东本土企业家渐渐隐退？

八问粤商：为何你放弃领跑全国？

各位老板，各位青年企业家:

下午好！站在这个讲坛上，我真有点儿触景生情。大家知道，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心脏地带，而珠江三角洲是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而我的命运，可以说是与珠江三角洲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十几年前，我由北方被调到新华社广东分社，按照北京总社领导的说法，就是为了强化改革开放的报道，强化中国市场经济探索的报道。而那时的广东，正处于“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的模糊时期。在那段峥嵘岁月里，我与珠江三角洲的官员、商人、企业家及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也客观、公正地将珠江三角洲的市场实践与探索，向全国甚至全世界报道过，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每次我回到北京，我会是“珠三角”最坚定的辩护者；但当我回到广东时，却又成了“珠三角”的批判者。这种双重角色是怎么形成的呢？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爱之深，责之切”。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所以，当我发现它开始骄傲自满，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时候，我就扮演了一个批判者的角色；而当我到了北京、上海，发现人们抡起大棒，对珠江三角洲大加挞伐的时候，我就会以一个局内人的身份，站在现实的角度上，对他们进行批驳。

毛泽东同志曾说，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参与珠江三角洲市场化的过程之中，我自己也市场化了。今天站在台上的王志纲，已经不是10年前的新华社记者，而是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折腾了10年，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同呼吸、共命运10年的一个战略研究者。

今天的王志纲，已经不是广东的王志纲了。我的整个工作，15在广东，35在“长三角”，15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我的很多客户在浙江，我深深地感到，浙江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的重要力量，在很多方面大有后来居上、超越广东之势。如果广东不正视这个问题，那是很危险的。“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如果广东的企业家们不能跳出广东，放眼中国、放眼全世界，通过研究浙江而审视自身，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我在广东生活了20年，亲历和见证了广东民营企业沉沉浮浮、风风雨雨的历史。现在，当我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今天的浙商和粤商时，不免对粤商的命运产生了以下的思考。

一问粤商：为何你难成“常青树”

为什么在创业环境、政策优势方面远不如粤商的浙商，产生了一大批“常青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同广东不少企业家打过交道，他们大多属于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企业家。白云山的贝兆汉、万宝的邓绍深、科龙的潘宁等是珠江三角洲第一代老板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名气不仅在广东，就是在中国、在全世界，也都是掷地有声的。但是，弹指一挥间，我们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现实，“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些老板，如今安在哉？抬头仰望、双眼噙满泪花的李经纬，抱恨长天的画面被记者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并在全国、全世界广为传播，也成了粤商终结的一个物证。

再看浙商，就在贝兆汉的白云山企业在全国声名远播时，浙江老板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青春宝的冯根生，那时也在艰难地跋涉着。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广东的白云山制药厂早已不见踪影，而青春宝却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另外，还有鲁冠球，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和平演进，他把一个乡镇企业变成了自己的家族企业，成为了中国《福布斯》榜上有名的亿万富豪，而广东与之同时打江山的老板们却几乎都被淘汰出了历史舞台。浙江横店集团的掌门人徐文荣，是与珠海的钟华生一同拓展天下的。那时，讲能量、讲影响，徐文荣根本不能与钟华生相提并论。但是，10年过去了，钟华生们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徐文荣们却通过改制、股权变更，把横店变成了中国巨无霸式的民营企业集团，并宣称要打造中国的好莱坞，目前中国的很多电视连续剧都是在横店的影视城中拍摄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创业环境、政策优势远不如粤商的浙商中产生了诸如鲁冠球、徐文荣等企业“常青树”、“不死鸟”，而尽得改革开放之天时、地利、人和的粤商中却没有产生这样的不倒翁？为什么浙商能够常青，甚至枝繁叶茂，而不少粤商却只能带着悲剧的色彩告别了经济大舞台呢？

二问粤商：为何只有“广东经济”而没有“广东人经济”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二十多年来“珠三角”经济的活力、兴旺就像川流不息的广佛高速公路，但为什么广东只有“广东经济”，却没有“广东人经济”？

浙江的人口只是广东的一半，但现在浙江在全国有300万老板，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有100万老板。老板无所谓大小，只要他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轨迹，只要他希望借助经营的平台来发展属于自己的事业，他就具有了老板心态。很多浙江的官员与老板都对我说，浙江本土的精英人才百分之百地想当老板，所以，高端的职业经理人只能到外地去寻找。

300万浙江人，几乎遍布全国的每一个角落；100万浙江人，分布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正是这种所谓的“浙江人经济”，使浙江人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形成了一个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这个天网就是市场网络、血脉网络、信息网络、营销网络，浙江的产品就是通过这种网络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为什么浙江的饮料巨头娃哈哈，最终打败了广东的健力宝和乐百氏？是因为实力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网络。乐百氏的老板何伯权，曾跟我长谈了四五个小时，他说自己输给娃哈哈有一点是服气的，那就是娃哈哈对中国市场网络的掌控能力。娃哈哈的成功体现了整个浙江人经济的成功。正是因为这种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市场网络，使浙江人能够在第一时间把触角伸到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

前不久，我去新疆，到了喀什，从广州坐飞机到乌鲁木齐要几个小时，而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喀什也要3个小时，路途是相当遥远的。在祖国的西部边陲，我看到，最好的酒店是温州人的酒店，最好的商厦是温州人的商厦。后来我从喀什又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到了边境，到了帕米尔高原，我看到的到处都是在寻找商业机会、准备搭建商业平台的浙江人。

当地的官员兴奋地告诉我，浙江商会建立了，其神情仿佛抱回了一个金娃娃，这就是所谓的“浙江人经济”。

广东有没有“广东人经济”？我到江门的五邑，五邑人告诉我，五邑人在国内有800万，在海外有800万。我到顺德，顺德人告诉我，顺德人在国内有120万，在海外有150万，但我却没有看到海外的广东人同广东的广东人在生意上有多大的关联，至多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投资办厂，双方远没有形成内外互动、优势互补的商业网络。尽管广东人曾将粤菜馆开到了全国，将广东货卖遍了神州，但在世人眼里，广东经济依然是“小贩经济”，它没有像浙商那样，形成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产业网、营销网。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25年来，广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靠的就是先行一步，靠的就是“广东人经济”——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东南亚乃至全世界，讲白话、客家话、潮州话的亲戚、朋友、同乡，利用其与广东千丝万缕的地脉、人脉关系，率先在“珠三角”投资办厂，既成就了他们自己，也成就了广东经济。但现在这个曾经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广东人经济”仿佛消失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广东不需要了，还是被忽略了？

在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广东的人缘、地缘及血缘关系，进而打造一个互动交流、信息通畅、优势互补的市场网络，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大家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问粤商：为何广东的商品集散平台总“长不大”

在中国开商品集散平台风气之先河的广东，为什么在20年后的今天却仍停留在原地呢？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开市场经济风气之先河的广东，就建立起了闻名全国的商品集散地，如南海西桥的布市，石湾和南庄的陶瓷市场，中山古镇的灯饰市场以及乐从的家具市场。但20年过去了，虽然这些平台仍在，但它们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依然维持在20世纪80年代的规模、水平上。

而这时的浙江，已经形成了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能辐射与聚合全球的商业平台。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生意兴隆、客商云集、购销两旺，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界，直达世界。精明的义乌人还将其“中国小商品城”作为品牌输出到山东、河南、东北，建立起了一个个小商品城的平台，带动了成百上千的浙江小老板“北伐”。黄皮肤、黑头发的日本人、韩国人随处可见，高鼻深目、金发碧眼的欧美人你来我往，就连高鼻梁、黑头发、面色凝重、一袭长袍裹身的阿拉伯人都能见到。当地官员告诉我，平均每年至少有一千多名中东商人来此进货。此外，绍兴柯桥的中国纺织城、永康的中国五金城、萧山的中国花木城等，它们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都非常大。

宋城集团是浙江的一个民营企业，居然要办“世界休闲博览会”，浙商“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由此可见一斑。在浙江，看到这些万商云集、生意兴隆的商品集散平台，我的感觉是，这才是真正永不落幕的“广交会”。二十多年过去了，广东的小商品集散市场却没有多大的长进，“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唯一可以聊以**的是虎门的服装博览会，其影响力与效益已经超过了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