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小说

附 八问粤商（第3页）

今天，通过对照分析粤商与浙商，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10年，粤商先声夺人、一马当先，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后10年，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浙商则大有咄咄逼人、后来居上之势。到目前为止，尽管讲财富、讲实力，浙商还是比不过粤商，但在主观性和锐气上，我明显地感到浙商已经超过粤商了！

演讲中场休息时，听众与王志纲交流。

古人云“居安思危”，如果我们在座的各位青年企业家能够面对现实、深刻反思，那么，我相信，广东尤其是“珠三角”核心地带的企业家们，一定会大有作为，未来必会形成二虎相争的格局，一条虎是粤商，一条虎是浙商，二虎皆实力雄厚，高低相逐，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期盼着这一天。

八问粤商（现场对话）

问：我是《珠江时报》的记者。请问王志纲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东四小虎”顺德、中山、南海、东莞以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经济总量及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备受社会关注，时至今日，“广东四小虎”的发展虽各有千秋，但也面临着许多困惑，比如，顺德、南海的产业竞争力下降，东莞的资本外流。顺德、南海撤市改区后，其区域经济的发展该如何定位？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佛山市又应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综合竞争力呢？

王志纲（以下简称“王”）：看来你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非常大，我只能简要地回答。

20世纪80年代末，我还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时，中央提出了国际大循环的理论，而广东一马当先走到了前面。为了配合这种形势，我与一位老同事在“珠三角”跑了一圈，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广东跃起“四小虎”》，“广东四小虎”的雅号自此便风靡江湖，它一下子将这四个县推到了全国、全世界的面前，形成了很好的品牌效应。

当初选“四小虎”，是为了对应“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台湾。那么，哪些地方可以称为“四小虎”呢？开始有人认为应包括南海、番禺、顺德，因为这些地方都是“珠三角”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彼时番禺的经济尚没有特色，交通亦不便利，因此没有选它，反而选了东莞与中山。

在排名时，因当时我们比较推崇顺德的领导魄力与经营模式，故把它排在了第一，接下来是中山，南海排第三位，东莞则排在了末尾。尽管那时东莞的经济很活跃，但我们总有一种忧虑：这种没有品牌、没有营销渠道、也没有研发能力的“借腹生子”模式，一旦遭遇世界经济分工的转移，很可能会出现大的问题。东莞有一位领导整天跟我辩论，说我低估了东莞，要我给东莞平反，后来我们成了朋友，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当时之所以推崇顺德，是因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们总认为国有企业不争气。但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顺德的乡镇企业非常发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所以，我们就让乡镇企业的排头兵顺德坐上了“四小虎”的第一把交椅。对南海，我曾形容它的经济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满天星斗、缺乏一轮明月，即小商小贩很多，经济很活跃，民间很有钱，但是没有大的航空母舰。没想到十多年过去了，南海还是这样，这个问题很值得探索。当然，南庄和石湾的陶瓷，特别是5年前洗牌之后，它们走上了品牌化、精细化之路，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据说南庄的一些企业实行多品牌战略，已经做到了四五十个亿，这一点的确令人欣慰。

现在再看，非常有意思，“四小虎”中经济发展最好的居然是东莞。经常有人问我，当初不被你们看好的东莞为什么现在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我说，这与我们当时的思维角度有关，我们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而不是站在世界产业转移与分工的角度的审视、研究东莞的。尽管今天的东莞俨然已是世界加工厂，产销两旺，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如果东莞经济不转型、不升华、不树立自己的品牌，仅仅满足于目前的运作模式，那么，东莞的前景堪忧。

为什么呢？第一，今天的东莞已经面临一个强大对手的挑战，那就是“长三角”的苏南地区，现在东莞的增量投资，特别是台资，基本上是雁阵飞行，纷纷在往苏南跑。第二，这种“三高一低”的经营模式——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及低效益的发展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所以，中央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不搞GDP挂帅，而是强调绿色GDP。第三，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摩擦、冲突越来越剧烈，西方对中国反倾销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当此之时，通过“借腹生子”的方式获取加工费，或者用一种非常低档的、用汽车马车装产品的方式去占领西方市场的做法，将会引起更多的国际商贸摩擦与冲突。西班牙商人焚烧中国浙江皮鞋城的事件，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情绪。这种国际竞争格局，逼迫中国企业必须要往中高端层面走，若如此，就需要具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及品牌。在此背景下，东莞无疑要面临一次转型，如果东莞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到时恐怕连南海也赶不上，因为经过多年的打拼，南海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自己独立的品牌、自己的通道及自己的营销网络。

现在最尴尬的是顺德。曾有不少人问我，新华社记者的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策划工作有什么帮助？我回答说好处是使我观察问题比较敏锐，缺陷是使我比较浅薄，看问题时，只看到房子表面的装修，不知道其背后的问题。尽管我是学经济学的，但只有当我跳入海中，真正地进入了市场之后，我才发现顺德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企业红红火火的表象背后，早就隐藏着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原来的镇政府出面担保贷款，“养儿不算饭食钱”等。后来顺德要走靓女先嫁的路，就是因为再不嫁出去就要出大问题了！

我始终认为，广东是民营经济的大本营、发源地，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民营经济充满了信心。

广东的文化基因、商业意识，广东的务实精神，广东二十几年来积累的庞大财富、卓越智慧以及完全市场化的人才群落，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广东也有许多课要补。原来的广东商帮，往往只会“生娃娃”（产品），不会“取名字”（品牌），而且他们也不屑于“取名字”，说“取名字”是虚的。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已经意识到，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小脑要发达，大脑也得发达；不仅要看眼前，也要看长远；不仅要看战术，也要看战略。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既稳又远。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之所以叫做“八问粤商”，其实就是想从一个新的视角来与大家共同探讨广东的困境和出路。昔日的追兵已经变成了今日的标兵，我们的第三代青年企业家应该认真地研究浙商，好好地向浙商学习，并与之交流、互动，我想，在这种背景下，昔日的老大哥，还是能够重振雄风的！

问：王老师，广东企业要走出低谷，光靠企业本身能否做到？政府是否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王：这个问题提得好！我研究广东经济已经很多年了。我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广东经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的“无为而治”。以前我们不是常说广东是“强势民间，弱势政府”，而上海则是“强势政府，弱势民间”吗？正因为广东是一个“弱势政府”、一个“无为而治”的政府，暗合了市场经济的潜在规律，反而成全了广东的民营企业家们，使他们可以像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一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但现在，政府如果继续“无为而治”，该出手时不出手，那就绝对不行了！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决定了我们的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定会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这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政府的力量更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我们才反复讲“市场主导，企业运营，政府引导”。因此，市长和市场如何跳好“双人舞”，就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的大问题了。

目前，工作室的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我们70%的业务是关于区域竞争和城市经营的，我们还是中国东、西、南、北、中若干城市的战略顾问。正是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我才深深地感到，政府作不作为，如何作为，实在是一门大学问。大家知道浙江的温州跟广东的“珠三角”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它也是因为政府的“无为而治”，才产生了星火燎原的温州现象，才产生了成千上万的温州民营老板。

说到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跳“双人舞”，我认为，“大佛山”的整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大佛山”的整合我一直持赞成态度。以前“大佛山”的几个地区，的确个个龙精虎猛，但是别忘了，当一个人贵为一方诸侯的时候，他就只会围绕自己的需求来考虑问题，因为他没有必要考虑周边的情况。因此，他追求的只会是“小而全、大而全”的业绩。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和同质性的竞争，最后的结果会是两败俱伤。

未来的竞争是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而“大佛山”本来在历史上就有诸多渊源，血脉相通、水乳交融、市场相近，为什么要用人为的行政框架来限制其发展呢？撤市变区，整合资源，就是要搭建一个更大的平台，提高竞争的水平及质量。

广东有句话，叫做“大船好冲浪，小船好调头”。从这一点来说，我对整合“大佛山”是举双手赞成的，但行政整合之后如何互动、如何发展，的确是一个大学问，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研究，目前题还没有破。希望“大佛山”能够走好！

问：王志纲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在您的演讲中，曾提及粤商在观念上比较保守，根据您对中国经济情况的了解，希望您给粤商提出一些实际的建议，谢谢！

王：我的“八问粤商”，严格来讲，只是抛出了一些话题，希望能引起企业家们的注意与思考。这些问题是躲不开的。

回到这位朋友的提问，我只强调三点：第一，我并不认为第三代青年企业家们是保守的，如果保守，大家就不会组织这个青年企业家商会，就不会坐在这个地方听我的逆耳忠言了。第二，历史是一个接力棒，一代传给一代，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是第三代了，我始终认为，中国的希望、广东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在于第三代的企业家，也就是今天在座的诸位。也许今天你只有上百万、几千万，或一两个亿的资产，但是，谁能说我们这些人中就不能产生出李嘉诚和霍英东呢？第三，今日中国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东原来独有的优势没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从“打排球”演变成了“踢足球”，广东商贸一枝独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此之时，如果我们依然故步自封，还想步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之后尘，肯定不行。

首先，要走出去。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广东太富饶了，特别是“珠三角”。钱少的人，即使开个小铺面，也可以顿顿有鱼吃、天天有汤喝，晚上还可以搓麻将。如果在钱多的地方，比如佛山，就可以利用人脉、地缘关系开个陶厂，雇些从北方来的设计师，再雇几个工人，借助一些通道，做陶瓷生意。实在不行，随便搞个公司，只要实干，一年挣个几十或者上百万也不是一件难事。深圳当地的很多居民，什么都不做，只靠收房租就可以活得很光鲜。长此以往，广东，尤其是“珠三角”一定会后果堪忧。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走出去，学学浙商，看看他们是怎么走出去、建立起“浙江人经济”的。走出去，学学浙商那种气冲斗牛的雄心壮志，他们不是要打造中国的百年老店，就是要进军世界500强。走出去的人眼界才能开阔，只有眼界开阔才能建立起雄心和信心。因此，我认为粤商的当务之急是走出去。

其次，走出去之后，必须改变原来的那种轻车熟路的玩法。原来的玩法非常简单。我在“珠三角”遇到过很多老板，很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告诉我，先前他们大多给大厂如万家乐做配套零件，后来发现这个市场太好了，为何不自己做，组装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于是，几十万的身家就开始做起来了。果然，短短几年就做到了七八个亿。但再往前走就发现困难重重，因为头顶到天花板了。许多领域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似乎大把赚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日子结束了。我相信在座的老板也有这样的感慨。形势变了，想法要变；思路要变，玩法、打法都要变，这才叫做与时俱进。那么，怎么变？以前人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其实“学习才是成功之母”，向对手学习，成本最低，效果最好。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保健品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是谁？是广东的太阳神。那时太阳神产品的质量、效果怎样我不知道，但它的广告宣传、CI策划堪称一流水准。巨龙腾飞，一轮红日，气势非凡，广告语也很美，“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一举轰动全国。太阳神的产品卖疯了。当时浙江的娃哈哈做的也是保健品。我还记得有一次娃哈哈的老板宗庆后来广东学习，送给我一盒口服液，我问是什么？他说是娃哈哈，就是那个电视中每天说的“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当时的情形，我现在仍记忆犹新，打开盒子以后，一排像打针时用的那种瓶子，一个黑灰色的磨片，要饮用时，啪！用它将针瓶敲开！然后慢慢地喝，因为一不小心会把嘴唇划破。当时的娃哈哈就是这个水平。那时，宗老板经常往广东跑，目标很明确，就是学习广东的太阳神还有其他同行的经验与教训。十年之后，娃哈哈越做越大，非常可乐，连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都要让它三分，而我们的太阳神、健力宝、乐百氏却要么灰飞烟灭，要么黯然神伤。

王：金融问题，对于粤商能否做大，是一个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国家审计局在南海审计时，查出了一家企业，虽说这家老板以前是卖鱼的，但却是融资高手，一下子整了几十个亿进去，你说他不会玩金融吗？玩到极限了！

他能够搞到几十个亿，说明他的公关能力很强；而几十个亿都打了水漂，说明他在经营管理、商业平台搭建及制度建设等方面还没做到位，能力还不行，所以，资金虽然弄进来了，但跑、冒、滴、漏，都走光了，怎么盖也盖不住，最后被国家审计局逮了个正着。所以，我认为金融是粤商做不大的一个原因，但绝非关键的瓶颈。

我刚才曾说，对于上市、资本营运，浙商可谓乐此不疲，而粤商则避之唯恐不及，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与两者发家的环境与方式有关。广东人，尤其是“珠三角”的人，由于地利的因素，借助政策优势先行一步，产生了中国最早、最大的民营老板群落。而由于赚钱太容易了，萝卜快了不洗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定势，做老板者，宁为鸡头，不做凤尾。

浙江人则恰恰相反，因为没有广东先天的地利、政策优势，其生存空间狭小，只能绝处逢生。所以，浙江的老板，几乎都是在浙江以外，从社会底层干起来的。比如，正泰的老板，擦鞋出身；红蜻蜓的老板，从裁缝干起；王均瑶，则是木匠出身。他们所干的，都是别人不干或者不愿干的工作。那时不要说广东，就连湖南、湖北、江西，甚至贵州、云南的人都瞧不起浙江的棉花匠、补鞋匠、小炉匠和木匠。那时的浙商可以说是“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走进千家万户，吃尽千辛万苦”，看够了人们的白眼，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地方立地生根。皇天不负苦心人，浙商慢慢地从奴隶到将军，从蚕蛹蜕变成蝴蝶。

浙江的老板基本上都经历了上述过程，就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直到今天，他们中的一些大老板还保持着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根本没有排场和架子。像浙商这样风餐露宿、筚路蓝缕创业的老板在粤商中可能绝无仅有。

由此，首先粤商这种特殊的发展路径就决定了其“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心态，放不下身段。其次，这种发家的方式也决定了粤商小富即安、落袋为安的“小贩思维”。只有装进口袋里的才叫做钱，不在自己口袋里面的就不是自己的。再次，由于粤商没有经过浙商那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艰难进化过程，在驾驭人才和运作企业方面有诸多恐惧，特别是很多北方来的人，能力很强，控制不住，万一他跳槽了，成为自己的对手，怎么办？与其让他成为对手还不如不用他，但不用他又长不大，这是一个怪圈。难怪有人说，广东只有商人而没有企业家。而浙江老板一开始就自己操作，先当伙计，后当经理，事事亲历亲为，从总经理一直做到董事长，由于长期奔跑于江湖，阅人无数，心胸开阔，什么人都敢交，什么人都敢用，日积月累就掌握了一套管理人、驾驭人的成熟技巧。

而广东老板，因为先行一步，有些人口袋里已经有一两个亿了，有那么多钱，又不缺钱花，上市以后却还要去述职，给股东们写报告，所以不干！香港也存在企业不上市的情况。比如，霍英东的企业就坚决不上市。当然，他不上市有他不上市的道理。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非要上市不可，我认为，不上市有不上市的玩法，上市有上市的玩法。但不管怎样，都存在跟金融打交道的问题。跟金融打交道的手段有很多，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企业的平台和机制。如果企业的平台、企业的机制不到位、不受力，钱越多，灾难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