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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E托邦计划信息城市的成都试验（第1页）

第十章E托邦计划——信息城市的成都试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语，21世纪的流行语就是全球化和互联网。由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和交通手段构建的全球网络维系着不同城市、不同人之间的关联。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推动下，新的全球经济秩序正在形成：未来全球经济的地理和经济单元将不是国家，而是城市。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作为一种从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发展过程，城市化意味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它绝不仅仅是建筑形态和基础设施的改变，更是一种发展观念的转变。对于今天中国的城市来说，一方面是内在的快速城市化需求，一方面是外在的全球化挑战，来自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在呼唤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理念。

我们到底期望一种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到底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城市化？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中国来说，城市化速度更快，难度更大，破解这一难题也显得更为迫切。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固然带来了许多困难，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验新梦想的机会。

成都实验，正是这场城市化大戏中最为精彩的一幕。它解决的是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一个城市如何定位，如何选择它的核心产业，如何既融入全球体系又保留固有特色的问题。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城市之间的地理区位、资源等硬性条件的差异越来越小，决定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之间不同的地方越来越取决于城市的文化、人文等软因素的差异。一个城市能够聚集什么样的人，就能够做什么样的事，能够做什么样的事就能够发展什么样的产业，能够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决定了它在全球化体系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继五年前与成都进行城市发展战略合作之后，工作室与成都再度携手，探讨网络时代成都的城市发展战略。这一次的成都实验，对于成都而言，是在全球体系中凸显特色，抢占高地的战略行动；对于中国来说，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有益探索；而对于世界来说，则是在勾画出众多网络城市图景之后一次实打实的尝试。

人们习惯将美好但是难于实现的城市梦想称为乌托邦，以此推之，网络时代的理想城市可以被称之为“E时代的乌托邦——伊托邦”。成都的城市梦想正是要打造一个伊托邦。这是一场持续数年且远未结束的探索，这里给出的也是一个开放式的回答，是在把握城市发展规律、立足于成都城市性格基础上的一次大胆尝试。

第二次握手

2007年6月，在成都的一个火锅店，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宴请王志纲。“志纲，五年前咱俩第一次见面吃的是火锅，今天我还请你吃火锅。我记得你有一个火锅理论，把城市看作一口火锅。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鱿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谁都想多烫些海鲜鲍鱼，但是要想吸引海参、鲍鱼，就需要把老汤做好，吸引这些海鲜往里跳。”

“没错”，想起几年前的那次合作，王志纲也颇有感慨，“当年我们做成都战略的时候，有两个比方后来流传得很广。一个是书记刚才说到的火锅理论，另一个是茶壶理论。我说一个城市就像一个陈年的紫砂壶，价值不仅在于壶，更在于经过岁月的沉淀积累下来的茶垢。如果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只注意硬件而忽视了软件，就好像打碎了旧茶壶再重造一个新的，最大的价值被忽视掉了。”

这是两个浅显的例子，但是其中的道理并不浅显。在中国暴风骤雨般的城市化过程中，打碎茶壶的例子并不少见。正是出于对城市价值规律的深刻认识，当年工作室才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独辟蹊径，从城市个性、城市文化、城市气质和城市精神上大做文章，在此基础上构建成都的竞争优势，最终提出打造“西部之心、魅力成都”休闲立市等一系列构想。

在此前浩如烟海的成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还没有哪份研究对一个城市的个性和气质有如此高度的关注，并把这些无形因素清晰地理出一整套东西来。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成都市政府有很大的触动，让他们觉得眼前一亮，但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反复讨论之后达成共识，并在当年的党代会上就提出了“休闲之都”的口号。应该说无论是锦里，还是宽窄巷子的改造，无论是文殊院的都市禅林，还是温江的五朵金花，都是这一战略思路的细化和延伸。

事实证明，休闲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像最初人们担心的那样会不利于提倡积极向上的城市精神，会不利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相反，休闲的城市氛围、优良的休闲条件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和投资者。招商引资变成了招商选资，成都有资本和底气去选择那些产出高、污染少的高端产业，以英特尔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企业落户成都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几年总部经济、空港经济、物流中心、金融中心、IT基地、研发中心正向成都聚集。经济往高端走，污染减少，经济总量也蒸蒸日上，成都成为中西部当仁不让的明星城市。

所谓“得陇望蜀”，在实现当年的战略目标之后，成都又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成都下一步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在世界城市舞台上挣得一席之地？

李书记对工作室在城市发展上的探索一直非常关注，所以当他和王志纲再次相聚蓉城的时候，问起近况，王志纲说工作室一直在探索信息时代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大家都认识到信息化会对城市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变化，但是如何去理解和把握信息社会对整个城市化进程的改变，目前还缺乏系统的梳理，放眼望去都是数码港、数字城市、无线城市，对技术强调有余而对城市关注不足。对于信息时代的城市来说，空间、资源的差距正在被日益发达的通信和交通网络拉近，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更多的偏向城市的文化等软性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都的文化气质和休闲氛围很有优势。李书记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也是我们正在思考的东西，怎么样，王老师，我们再合作一把？”

李春城马上打电话通知高新区书记敬刚，让他具体跟进。工作室北京战略中心总经理任国刚也连夜从北京飞往成都。在李春城和王志纲会面的第二天，工作室在成都高新区就网络时代成都发展战略以及高新区的角色进行了深入探讨。原本已另有安排的李春城，又再次出现在研讨会的现场。

此前不久，城乡统筹试验区正式落户成渝，成都作为“新特区”承担着探索城市发展新思路的任务。成都如何取得突破？

农业时代，成都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得人们可以过一个富足的生活；工业时代，闲散惯了的成都人仿佛与追求规模和效率的时代节奏格格不入；今天的成都，休闲的氛围和独特的文化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明天的成都依靠什么？

“世界是平的”

站在什么样的坐标系上去看成都，这是一切研究的出发点。

五年前工作室做“成都战略”时构筑了一幅中国城市发展“弯弓搭箭”的局势图作为参照系。站在整个中国城市竞争的格局上，我们不难看到，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三大都市群——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城市圈已经是并且未来仍是担负中国城市化领头羊的角色，这三大城市圈为中国的综合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犹如一支强劲的长弓，而长江流域经济带则如一支利剑，张弓搭箭，确立了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格局。决定箭的射程和威力的关键不仅在于弓，更在于有没有强有力的支点。

这个支点要落在中西部，但是在中西部地区缺乏一个可以与前三者相提并论的城市圈。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长期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工业时代的城市化规律决定的，工业时代的全球级城市圈、城市带都在沿海。为了实现中国的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了防止东西部出现断裂，必需要走中西部崛起这样一步棋。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正是这一战略思路的体现。从国家战略上讲，东部的城市群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做得再好是在锦上添花，而西部城市圈则具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可能。中国城市经济圈“3+1”的格局中的“1”只能在西部，更准确的说，这个“1”就是成渝城市圈。

在这个战略思路的指引下，成都的发展方向就变得清晰。对外它要和重庆一起做大成渝城市圈，使得中国经济弯弓搭箭的这个着力点更为有力；对内，与重庆错位经营，差异竞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城市的吸引力与辐射能力，在共赢的同时也会提高成都的城市能级。在此基础上，工作室明确提出成都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打休闲牌。

五年之后的今天，这个目标可以说已经初步实现，成都已经成为中西部无可争议的明星城市。如果说五年前思考成都战略的坐标系是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话，今天的成都毫无疑问已经瞄准了全球城市体系。

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决定一个城市地位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一个城市的地位取决于它的能级，取决于它的辐射和聚合能力。能辐射的范围越大，在全球体系中自然就处于越中心的位置，比如伦敦、纽约和东京，辐射的范围最广，因而处在全球体系的最高能级。影响城市辐射能力的因素其一方面时城市本身的资源和魅力，其二则是传导辐射能力的条件。

在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影响城市辐射和聚合能力的条件不同。在全球化早期，航海技术是影响城市辐射能力的关键因素，所以那些辐射范围大的城市都在海边。无论是早期的威尼斯、鹿特丹，还是后来的伦敦和纽约都是如此。相对于众多的内陆城市，这些海边城市在聚合及调配资源上优势明显，在全球化体系中成为重要的节点型城市。相对于威尼斯和鹿特丹，伦敦和纽约自身的能量更强大，更具发展潜力，慢慢取代前者而成为世界城市。

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也遵循了同样的规律。沿海城市群最先与全球市场接轨，以三大城市圈为代表的沿海城市带率先崛起，而广大中西部的城市发展则相对迟缓。成都地处西南腹地，经济发展受到区位限制，没能在这一阶段中发展挤进城市发展的第一阵营。在工业化为主导的全球化时期，这是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时至今日，信息技术已经影响城市辐射能力的关键因素，就像航海技术把分割五大洲的海洋变成了通途，从而把世界上的若干沿海城市联成一个体系一样，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挣脱了空间的束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信息，从而使得人才和信息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

借用弗里德曼的话来说，“世界是平的”，这是网络时代的宣言。他在向全世界宣告这个发现的时候将其与四百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而证实“世界是圆的”相提并论。这两个发现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心中的世界图景。无论弗里德曼的观点是否过于乐观，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成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由于地缘因素造成的差异被缩小了”这个判断是站得住脚的。

今天的成都，正是要在这样一个平坦的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平坦”意味着影响城市发展的地缘优势已经退居其次，不同的城市处在一个相对而言被拉平的起跑线上，这为成都融入全球体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在为成都提供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扁平的世界里城市之间更容易趋同，如何才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呢？借用一句广告语来说，我们要在“在大同的世界里创造大不同”，这正是成都战略要解决的问题。要想成为为人瞩目的明星城市，必须具备人无我有的独到之处。成都的独到之处在哪里？

新“洼地效应”

四川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成都更是这天府之国的精神聚会之所。物华天宝、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蜀地人养成了“小富即安”的心态，整个城市都具备了一种闲适的气质。

这种气质曾经为人所诟病，但无论怎么批判，成都人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惯似乎无法改变。即使在其他城市的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地打拼之时，成都人依然我行我素地在遍布城乡的大街小巷里悠闲地喝着茶，搓着麻将，总归一个字：“耍”。

一个城市的性格是千百年的自然、人文因素形成的，任何一种强制性的手段，或者压抑它，或者纵容它，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一个城市的气质也决定了它所应该选择的发展路径。成功的城市战略不是按照外在的模式套在一个城市头上，而是要挖掘出城市气质中能够与外界发展条件相吻合的地方。找对了这个方向，两者相得益彰，事半功倍；找不到这个方向，牛不喝水强按头，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