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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实验（第1页）

成都实验

可以说成都是第一个啃“城乡一体化”这块硬骨头的城市。

成都是一个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地区。全市人口1060万，农民就占了三分之二，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人均只有八分地。虽然城乡之间地理距离很近，但经济社会落差很大，城乡统筹成了成都可持续发展中回避不了的突出问题。“成都不能只搞几百人的城市化，而要搞一千多万人的城市化，”成都市委书记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这样说道：“这样的农业、这样的农村，这样的农民，如果没有点革命性的措施是走不上富裕的道路的。”

早在2003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就开始酝酿和思考城乡统筹，并且把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作为成都最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之一。当年3月由市长带领市级有关部门赴部分区（市）县调研，确定在双流、郫县、龙泉驿、大邑、都江堰5个区（市）县就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市化进行试点。2004年，成都市委又提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六句话”的基本要求，即以中心城区、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身份的转变为着眼点和落脚点。

从此，这场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向“城乡一体化”改革发起的攻坚战拉开了历史的序幕。在这场改革中，成都的跨越式发展理念得到了时代的注解，农村、农业、农民的命运得到了深刻的改变，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关系则在历史的碰撞中发生了奇妙的融合，城乡一体化的成都模式得到了升华。

纵观这次改革，成都模式的成功在于它是城乡一体，统筹推进的城市化，是以中心城区为心脏，以郊区（市）县为四肢，通过“三个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和“三大重点工程”（农业产业化工程、农村扶贫开发工程、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打通城市规划和城市产业链这任督二脉，以“政府规划推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推进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科学规划是龙头。成都构建了“18366”城乡规划发展体系，形成一个由特大城市（含6个近郊新城）、8个中等城市、30个小城市、60个新市镇以及600个左右的中心村（农村新型社区）构成的现代化大都市发展格局。全市19个区（市）县及高新区分成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三个圈层，中心城区加快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大城市对大郊区的辐射、吸纳、带动作用；近郊区主动接受中心城辐射，发挥区位优势；远郊区强化产业支撑，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并根据当地优势发展特色乡镇。由于把广大农村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的范畴通盘考虑，许多公共设施、社会事业等以前城里人才能享受的文明与实惠都随着规划延伸至了乡村。

城乡一体化，产业支撑是基础。通过“三个集中”节约大量土地资源，降低了配套成本，大幅提高投入产出率；在不具备城市化和工业化条件的其他农村地区，立足自身特色资源发展产业化特色农业，针对中心城市大市场的有效需求，结合第三产业拉长农业的作业链和价值链，有力促进了生产方式转变和农民增收，带动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锦江区红砂村、郫县农科新村、邛崃花楸村、蒲江县、都江堰灌区等都是“三个集中”成功的典型。

首先，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实现了产业集聚效应。采取“政府统征整理土地，租售并举，分区经营，分步建设，市场运作”的开发模式，将全县的重点建设投资主要安排在工业园区规划地区，以提高园区承载能力。

其次，农民向城镇集中变市民。通过新建农民小区、开辟就业门路、土地换社保、统筹安排征地补偿、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的多头并进，积极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最后，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推进农业现代化。按照“坚持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的原则，加快土地整理，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机制，实施土地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向工厂化、企业化方向发展。

乡村旅游就是成都将农业与现代服务业成功嫁接的产物，源自于农家乐的发展。自1987年首个农家乐在郫县农科村问世以来，成都市近郊区县相继出现了利用庭院、堰塘、果园、花圃、农场等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和乡村人文资源，为游客提供以农业体验为特色的观光、娱乐、劳动、住宿、餐饮、购物等综合服务的经营实体，俗称农家乐。

走过十年的发展历程，农家乐发展成以吃农家饭、居农家屋、观农家景、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要特色的乡村旅游接待点，改变了从前单一的经营形式，形成了以农家乐、乡村酒店、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旅游古镇为依托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并逐步发展成集休闲娱乐、康体健身、美食购物等要素的乡村旅游业态，成为成都旅游的一大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各区县由此衍生出来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如“双流枇杷节”、“龙泉驿桃花节”、“新津梨花节”、“锦江梅花节”等都已经成为成都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的品牌。

目前全市农家乐数量已达5596家，以乡村旅游为特色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1家、国家AAA级旅游景区1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4个，农家乐直接就业人员5。8万人，带动相关就业人员29万人；实现旅游接待收入7。3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实现收入16。3亿元。小小的农家乐撬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离土不离乡，农民就地市民化，就地享有城市文明成果的城乡一体化新思路。

[链接]龙泉驿桃花节

龙泉驿属于浅丘地区，当地农民历来有种植桃花的传统，一年一度的国际桃花节期间，除花展外，龙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借机开设招商引资洽谈会、客家亲情联谊会暨水龙节等形式多样的大型活动。仅2004年，国际桃花节期间龙泉驿就接待游客23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8亿元，其中农家乐直接收入就达到6100万元。国际桃花节已经成了龙泉驿最靓丽的一张名片，桃花节不仅繁荣了农村经济，提高了龙泉驿的知名度，也大大促进了区域内三次产业的交叉发展。

（来源：根据《成都日报》整理）

城乡一体化，城区郊县结对子。在城乡一体化的大原则下，中心城区的市场、信息、品牌等资源与远郊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中心城区的大量用工需求吸纳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并创造了农民进城集中居住和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先决条件。

从本质上看，城区、郊县结对子的方式是对传统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的调整，突破单一的行政区划对市、乡村之间的要素合作配置，产业合理分工，建立城乡融合机制，使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形成更加开放的格局。

目前已有青羊——蒲江、锦江——金堂、金牛——邛崃结成对子，主要在就业、产业、干部、人口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互动尝试。

就业方面，城区可以利用郊县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展劳动力“订单式”培训，定期发布用工信息、召开劳务招聘现场会，同时成都企业内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相差并不太大，失地农民更容易接受在成都市区内工作。

产业方面，城区土地资源往往受到限制，郊县则可以利用土地整理的方式，为城区提供用地指标，如青羊蛟龙工业园中的企业向蒲江工业集中发展区迁移，向锦江和金堂合作的九龙服装工业园项目，金牛和邛崃共建的工业园；城区采取订单方式，在郊县建立农产品加工基地，如金牛的公司在邛崃建立的猕猴桃种植基地；双方还可以整合招商资源，统一包装，相互、交叉引进企业。

干部方面，双方互派干部进行异地培养锻炼，让城区干部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得到更全面的锻炼，郊县的干部学习中心城区先进管理经验、思路和方法。

人口方面，双方将打破地域界限，符合条件的农民可在对方农民新居工程中安居创业。城区通过开发新社区服务岗位、工业集中发展区就近消化来解决进城农民就业问题。郊县依托生态优势，采取多种方式吸引城市居民前去创业或居住。

[链接]金堂蔬菜水果店开进锦江区

（记者严斌）10月24日，锦江和金堂借助资源互补优势，金堂县在锦江区华兴社区开了第一家蔬菜水果专销店。

这里蔬菜水果种类相当齐全，有萝卜、苦瓜、黄瓜、冬瓜、生姜等等，还有金堂的柚子、苕粉、柑橘等特色农产品。锦江区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为方便金堂县在成都设立专销店，锦江区暂时免去了专销店每月3000元的租金，通过这项合作，还直接解决了金堂县8个农民的就业问题。

（来源：成都日报，2006-10-25）

三年来，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如火如荼，由区县试点至全面铺开，1239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听闻城乡和谐交响曲。城乡一体化的成都模式，不但得到了广大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同，也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成都5个中心城区的农业人口全部登记为居民户口，除享受城市居民待遇外，现行政策条件下作为农民身份的土地收益权、集体经济分配权依然保持不变，成都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3年的2。64∶1缩小到了2005年的2。53∶1。

[链接]专家看成都城乡一体化

牛文元（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应当说，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是探索有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一个典型事例。”

萧灼基（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成都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走城乡同发展共繁荣之路，我很赞赏。”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对成都这样一个包含着大城市和大农村、中心城区和远郊县的地方来说，城乡一体化抓住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要跳出‘农’字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成都市突出重围，走上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郭晓鸣（四川省社科院农科所所长）：“如果提炼‘成都模式’，最大的亮点就是注重以生产要素的城乡合理配置为切入点，实施了开放式的城乡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