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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财智大碰撞2（第1页）

第十一章财智大碰撞2

黄巧灵：知识当然是重要的。在现在这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可以说知识是资本、是财富。“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已经越来越显出它的力量了。王朔说，无知者无畏，但我看，无知的人除了无畏的勇气以外也就一无所有了。我们都有经历过这样尴尬的年代：许多教授要戴高帽在大会上检讨，接连不断的运动让多少学者再也“运动”不起来。那时候，知识是政治的附庸和玩物，任其**。当地不大物不博的日本用“丰田”、“松下”换回数不尽的美元时，我们正在秦砖汉瓦搭起来的万座火炉里，用春秋战国的“祖传秘方”炼钢，出炉的黑豆腐渣还被披上红绸送去报喜！我们还要在一亩地里种出10万斤粮，几年下来，却是饥饿、浮肿、物资匮乏、经济濒于崩溃。尽管当时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万吨轮船、水压机等，但有什么可以欣喜若狂呢？当时邓小平就语重心长地说：“我去欧洲留学时就有万吨轮船了，在法国工厂实习时就看见万吨水压机了……”

现在我们是很重视知识了，以前的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早就消失了。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要学习各种专业知识，更要善于融会贯通。那种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看法其实是一种科学沙文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种专业相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支离破碎的，需要人去整合、去归纳。这样才不会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偏差与谬误。正因为这样，我们自己在引进人才的时候除了看他的专业知识水平，还尤其看重他触类旁通的本领。专业知识很扎实但连什么叫市场机制、恩格尔系数或者宽带网都一无所知的人，我们是不会要的。

另外，要注意知识的功用性。我自己以前搞过一阵红学，但后来转而做实业，在这方面感触很深。你知道，我们中国的学术向来是入世功利的，中国的学者从来就是以关注现世生存困境而著称的，他们讲的是经世致用，是格物致知，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代高等院校不应该是国子监，现代的高级人才更不应该是翰林院的学士或博学鸿科的举人。“躲进小楼成一统”，一辈子考证“回”字的四种写法，于国、于家何用？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求红学家从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出中国下岗工人的出路来，这又是一种庸俗的功利哲学和浅薄的实用主义，是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最最忌讳的。我是说知识一定要为社会大势、社会的发展所应用，而且要不断创新，不然，就会被人说是知识越多越……哈哈，不能让人说你“笨得像博士”。

王志纲：有些知识分子被说成是“知道分子”，就是因为他们不知如何将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学的东西没有任何用处，只是知道这个事，是死的知识。

黄巧灵：所以说要不断吸取新知识。知识要创造效益，知识不创造效益，光放在实验室是不行的，有很多人水平很高，但就是说不出来，那不是废物吗？还有，知识要融入到主流人群、主流产业中去。

15。知识的五个层次

王志纲：所以，我认为，广义的知识具有这样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信息。一个没有掌握信息的人，是封闭的人，是没有启蒙和开化的人。是否掌握信息，是现代人与蒙昧人之间的主要区别。第二个层次，经验。经验是对生活的历练，是撞了南墙知道回头。有些人饱读诗书，但终其一生，一无所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生活的经验。第三个层次，智慧。传达室的老大爷、田间种地的农民，也有自己的智慧。对知识阶层来说，智慧是建立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是一个人能否厚积薄发的有所创新的前提。第四个层次，思想。就是具有独立见解没有思想的人只能做机械性、功能性的事。第五个层次，理论。就是对问题有系统的分析、概括、总结能力，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所以我们做策划，除了利用我们的知识、智慧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还有就是试图通过这些亲身经历的案例，探索出规律和普遍的意义，掌握趋势，总结、概括、归纳，上升为理论。我们不断地挑战自我，就是希望自己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16。大灵感和小灵感

王志纲：在财智时代，通过你这些年的实践，你觉得智慧的源泉是什么？你认为构成智慧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是方法论呢，还是学习态度，还是经验积累呢？

黄巧灵：首先是来自于一种灵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加一个灵感。就像我们公司所做的每一个项目，就像你策划每一个项目一样，靠的是厚积薄发，但有时需要的就是别人悟不透的那一点点东西。没有灵感不行。

王志纲：有一种观点认为灵感很重要，但是它是属于诗人、艺术家的，企业家不应该讲灵感，企业家应该埋头干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巧灵：就像你说的催化剂，灵感就是催化剂，是核引爆，来自于“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志纲：灵感分大灵感和小灵感。小灵感是天生的，是某种第六感觉。凭借天生的小灵感，也能成一些事，也许成为一个诗人，也可能成为一个小说家。但要成为一个大企业家，成就一个大的产业，要引起一场革命，就需要大智慧，大灵感了。所谓灵感应该是建立在前五种感觉基础之上，升华出的一种功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把灵感理解为智慧的原子核，智慧的画龙点睛之笔，在看似不经意之间打开智慧之门。大智慧和灵感是怎么形成，怎么获得呢？首先，我们不能否定有天才的成分，就是天才的创意，但是仅仅满足于天生的灵感是有限的，必须经过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历万端事，从而厚积薄发，融会贯通，吐故纳新。大灵感体现一种大智慧。它的形成从客观上讲，第一，这个人必须阅历非常丰富，而且是一种复合型的阅历。他如果一辈子在一个行道里干，他只能成为某个行业的专家。第二，这个人在从事某种行道的时候，必须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只有达到这种程度，才能超越一般常人的感觉和智慧。所以说，一个不敬业的人，一个不热爱事业的人，一个不执著的人，纵然聪明也是没用的。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多，他顶多是一个公子哥儿，有点小灵感，但不可能成大器的。要想有超越就必须十分投入和不惧辛苦，而其为之投入的正是他本身所爱。为此，创造、突破和超越已经成为生命的一个动力，不能突破的话他简直就是痛苦之极，觉得活在世上白活了，有我一定要征服它，非征服它不可的精神。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灵感，实际上是朝思暮想之成果的瞬间爆发。

黄巧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你专注于某件事时，灵感就会不断地涌出来。

王志纲：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有的时候看似靠直觉，但实际上是靠智慧，靠对规律的把握，靠对自己资源整合能力、市场引爆能力的充分自信，所谓艺高人胆大。

17。回头看策划

王志纲：这些年你在解决大量带有挑战性的问题时，一定曾接触到很多形形色色的智业公司。你对这些行业有些什么看法和评价？你认为这些行业有多大的潜力可挖掘？

黄巧灵：策划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新经济的背景下、信息大碰撞的背景下产生的。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战国”阶段。这时就像春秋战国时期一样，群雄蜂起，诸侯割据。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策划人割据一方，有的是工业方面的策划人，有的是广告、营销方面的，肯定还会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混沌的时期，里面有豪杰、智者、过江龙，也有小鱼、小虾和泥沙。这是一个**，是发展和孕育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落潮阶段。泥沙沉淀下来了，水清澈了，小鱼死了，不适合的人回到他应有的位置上去了，策划回归理性，剩下的是有生命力的强者，是过江龙，数量不多了，他们总结了自身前一阶段的经历，看清了自己应处的位置，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积累+吸收新事物+把握事物本质+专业化行家，策划人成长了，并开始分化，好比你侧重于泛地产领域的策划。整个策划业就在这种盘整中积聚能量。这预示着第二次**的到来。此时的关键是积累能量、品牌、人才。总之，中国智业的发展，如同无数的小河汇成大江大河，大江大河又奔向浩瀚无边的大海。

王志纲：现在有三种观点：第一种，中国根本就不需要策划，都归于广告、营销管理等专业性顾问咨询就行了；第二种，中国人需要策划，但不是中国人自己策划，而是请洋人策划，像麦肯锡；第三种，中国需要策划，但是它应该叫企划，是深入到企业内部管理的。你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黄巧灵：企划只是一个工具，是追求怎样做能更好一点，更美一点，这是微观。策划是宏观的。它是关系到企业的发展方向，如同生孩子的基因问题，决定的是命运，对企业是生死攸关的，它是服务于决策者的。有些人把企划和策划搞混了，企划是局部战术性的东西，而策划是全局战略性的东西。中国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如果在战略上有失误的话，几个团、几个师打得再漂亮也是没有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战场上盟军已与德军处于僵持状态，诺曼底登陆就是开辟第二战场，在常规思维认为根本不可能登陆的地方奇军突起，这是突发奇想，是创造性的，这是策划，是战略性的东西，是决定性的东西。

王志纲：我们所进行的策划是对企业家的，是对决策者的，而不是对操作层的，不是工具型的。工具型的操作可以归于企划，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类似于怎么把干毛巾拧出水来这样功能性的问题。策划对于企业家来说，是战略上的把握。

黄巧灵：策划是战略性的，是一个发展的轨迹，是一个抵达目的地的指示标。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所谓的策划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的放矢。你做得再好，起到的效果反而很差，也就是南辕北辙了。企划是依存于策划的。策划上战略性的把握不准确，是关系大局的，企划把握不准是可以完善的。

王志纲：战略高于一切。战术上做不到的事情还可以再调整；战略上错误了，一般都是全盘皆输。

黄巧灵：完全是这样的。就像我当时进入杭州市的时候，我要进一个什么样的行业，这就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我是进入当时非常红的商业，还是家电业，还是纺织业？纵观世界上各种产业的发展，当时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这样排序的，但是到了后现代，时代产业是倒过来的，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的发展阶段，无论你是晚100年还是50年。所以我们要进入一个朝阳产业。这个产业相对来说，竞争不激烈，门槛不高，大家至少还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我进入了旅游休闲业。如果这步走错了，我要是开一个百货商店，我今天就关门了。家电业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说战略有多么的重要。比如毛泽东当初如果在城市里建立根据地，可能吗？后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成功了。中国革命也是一个策划，在反动派力量比较弱的农村，农民强烈要求改变自己处境的农村，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这是一个重大的策划，也是一个重大的策略。还有，大兵压境的时候，“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四渡赤水”，这种战略上的调整也可以说是一种精心策划的结果。

王志纲：你作为一个企业家，同外脑机构合作，感觉如何？

黄巧灵：我觉得和其他一些公司的合作，更多的是所谓的战术，是一种企划，和你们合作追求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策划，它解决的是企业大的发展方向，一个行业的发展趋势的把握。跟另外一些公司合作，很多时候是我帮他们上课。还有一些非常可笑的公司，尽告诉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办法，好比我们这里的土话所说的，“鸡汤炖粘糕是很好吃的”，你说不对吧，又确实是对的，鸡汤炖粘糕的确是我们农村那时最好吃的东西呀，但有什么用呢？哈哈哈……时代将拒绝这种平庸的策划。

王志纲：看来不是说企业家不重视和不需要策划，而是现在能给企业家提供这种服务的人和机构的确是凤毛麟角，企业家对这个行道的要求太高了，

黄巧灵：我要是遇到困惑，肯定是找比我高的人指点，要是比我低怎么能指点呢。能够在某一个行业给人指点迷津，这样的人少之又少。指点他的人只能是专家的专家。

王志纲：有一位老板曾对我说过：王老师，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中国要是多有几个王志纲会怎么样？他说，多有几个就不值钱了，但是不可能多有，不可能克隆，所以说你才值钱。这就是老板的精明之处。过后我反思一个问题，我们能给人家提供哪些最稀缺的东西。这种东西一定不是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不是规范化教育培养出来的，更不是抄袭和克隆所能得到的。这个值钱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它正是我们独特的方法论、发现和解决问题的灵感和智慧。这种灵感和智慧的源泉是什么？正像我前面所讲的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万端事，需要厚积薄发，不断超越。企划营销、广告等策划多是功能性的东西，它面对的大都是一个企业的某个部门，属于操作层次。它虽然是很实在的，能够解决许多具体问题，但是对一个掌门人、决策者来说，他想要的更多是战略层面的东西。我们这种战略和策略层面的策划就显得非常重要。既然每个企业家都是这个行业的翘楚，你想要给人家当参谋顾问，你就必须比他有更广泛的视野和更高的高度。这就注定了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不可能是浩如烟海，不可能遍地开花。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确实是在天时、地利、人和很多因素的集成下才能形成的，要经过无情的筛选，大浪淘沙。

18。狼来了

王志纲：有人认为西方的顾问公司打入中国以后，中国的策划就彻底没戏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黄巧灵：我不那么认为。就我们公司所选择的旅游休闲业，像水上乐园，我们都是请了世界一流的设计公司。我们不能否认这里面有很多新的理念，但是毕竟中国的人文背景、审美习惯和西方不同。比如美国人是喜欢冒险的。我在美国住了一个蹦极宾馆，特别有意思的是，你要下楼，必须蹦极下来，不然就罚款。我就不敢跳，我宁愿赔一百美金。

王志纲：哈哈哈……！

黄巧灵：你看美国人，有一对美国人夫妇都60多岁了，他们还拥抱在一起一齐往下跳，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我想可能到我女儿这一代就可以了。中国有八成的游乐园日子不好过，不太符合民族的习惯。西方公司策划和设计的东西都是一些科技的东西。中国引进的高科技的游乐项目，比值差得太大了，一个动感电影院是200万美金，门票30美金，在中国不用说30美金，就是30元人民币，人们在消费上也觉得贵。美国、澳洲这些新大陆没有太多的文化遗存，他们就设计刺激性的东西，而我们不同啊，我们中国有自己5000年的文化啊，为什么不创造自己的东西呢？他们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一个了解中国过去的过程。这方面我们有自信，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策划人和企业家，在战术上可以重视国外先进的东西，但在战略上可以用我们5000年的文化底气藐视他们。国外的策划公司，不是所有的做法都可取的。比如说，一个美国的设计公司为福禄贝尔主题公园做策划，要发50万张调查表，我们觉得不可能调查到什么。而且它给福禄贝尔的定位是这样写的：上海有1300万人口，杭沪宁这一带有1亿人口，这1亿人当天来回的地方就是一个最好的选址。于是选择了吴县这么个不当不正的中间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调查报告，福禄贝尔错误地进行了选址的区位决策，这和它的失败有重大的关系。因为它忽略了中国的交通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王志纲：这是隔山买牛。

黄巧灵：是啊。这可是美国权威的调查公司做的啊，报告厚厚的一大本呢。可是他们不知道，美国的高速公路网四通八达，美国人15岁就可以开汽车，而且大多数人都玩得起这种主题公园。而我们中国高速公路网远没有美国那么发达，5000万人里面只有400万人能玩得起。完全是两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