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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神权巅峰及其世俗权力的衰落001（第1页）

第十四章神权巅峰及其世俗权力的衰落001

225。导言：神权的鼎盛时期

前面的“君权与神权”一章，讲述了皇帝与教皇开始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本章首先讲述神权的鼎盛时期；之后再讲述当君权衰落，教皇似乎将要实现其普世教会并将世俗君权集于一身的理想时，新兴民族国家这一新生的反作用力，如何破碎了其世俗权力之梦。

教皇一方暂时获得成功，并实质上在西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神权国家，原因无他，是因为几位了不起的人物相继出任教皇，且都坚持推动罗马教廷走向权力巅峰的目标不动摇。一些神权缔造者颇为努力，尤其是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格里高利有许多优秀的继任者，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和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他们的努力下，神权达到了顶峰。

下面将简述标志着神权至上的代表性事件。这些事件记录了神权如何在最开始战胜君权，然后又战胜了法兰西和英格兰的王权。

226。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腓特烈·巴巴罗萨皇帝《沃尔姆斯宗教协定》（详见第181条）签订后不久，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en）首次登上德意志王位，此后就开始了这个骄傲家族成员出任的皇帝同教廷宝座上的教皇之间一个多世纪断断续续的激烈斗争。虽然时过境迁，但到底是“主教天下”

还是“国王天下”，其实最高权力之争很早就已经开始，并且一直持续至今。

这场争斗席卷了德意志和意大利，皇帝用混乱与暴力宣称对这两地享有最高权力。

斗争的故事因为篇幅的限制，不能详叙，在此只简单叙述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霍亨斯陶芬家族最显赫的成员腓特烈·巴巴罗萨（详见第254和362条）之间的斗争事件。

在同皇帝的斗争中，教皇与东部皇帝、西西里国王，尤其是对他极为重要的伦巴第诸城结盟——伦巴第正因为腓特烈坚持在那里严酷地行使君权而反叛。争斗多年之后，腓特烈败北受辱，无奈向教皇寻求和解。紧接着在1177年，签订了《威尼斯和约》（Peaice），且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在圣马可教堂，众目睽睽之下，腓特烈被突如其来的敬畏之情所征服，甩掉披风，伏身于可敬的罗马教皇脚下，教皇将他扶起并施以和平之吻。这是君权的第二次卡诺萨之辱。距离亨利四世皇帝受辱正好100年（详见第180条）。

227。教皇英诺森三世与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查理大帝之后的所有皇帝中最强大、最独断的皇帝之一被迫俯首于教皇，欧洲其他各国的国王也屈服于这样的威赫便不足为奇了。在英诺森三世统治时期，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历史都为欧洲君主臣服于罗马教廷提供了鲜明的例证。

此时的法兰西国王为腓力·奥古斯都（1180—1223）。腓力以一个借口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开始了另一个婚姻联盟。教皇英诺森三世作为国王及其臣民的共同道德监察官，命令他让被其遗弃的王后复位。当他表示拒绝之后，教皇停止了法兰西的教权，腓力最终被迫服从。

教廷在对抗如此强大、专横的最高统治者时取得胜利被认为是“罗马盾牌上最骄傲的战利品装饰”。

228。教皇英诺森三世与英格兰约翰王英诺森战胜英格兰约翰王（1199—1216）的故事似曾相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位出现空职，约翰命令有权选举的修道士将此位给予他的亲信，他们服从了。

但教皇立即宣布选举无效，并将此职位授予自己的朋友斯蒂芬·兰顿（StephenLangton）。约翰宣布禁止教皇任命的主教进入英格兰，并开始没收大主教辖区的土地。英诺森下令停止整个英格兰的教权，将约翰开除教籍，并鼓动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对这一拒不服从的叛教行为发动圣战。

最后的结果是，约翰被迫屈服于教会的势力，归还了被其没收的土地，承认兰顿是英格兰合法的大主教，甚至到了将英格兰和爱尔兰赠予教皇，并接受为永久封地（1213）的地步。为了表明其封臣的地位，他同意每年支付给教皇一千马克银币。这笔贡金虽然并不定期支付，但却一直持续到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详见第233条）。

229。托钵修会，或乞食修会1

英诺森三世的继任者们获得了两个修会的大力支持，一个是多明我会（Domini），另一个是方济各会（Fran）。名称分别来自于各自的创始人：旧卡斯蒂利亚（OldCastile）的圣多明我（SaintDominic，1170—1221）和意大利亚西西（Assisi）的圣方济各（SaintFrancis，约1182—1226）。这些宗教组织建立的原则同先前修会建立的原则截然不同。直到此时，修道士寻求隐修独居主要是为了遁世，通过忏悔、祈祷和冥想来实现自我救赎。在新的修会里，成员不再遁世，而是居于尘世，全身心地投入到救赎他人的事业当中。

而且，这些新修会也同老修会一样，宣布放弃所有世俗的领地，并称“娶贫困为新娘”，完全依靠虔诚者日常及自愿的施舍度日2。迄今为止，虽然修会中的个人必须过极为贫困的生活，但教会或修会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公共财富，这导致了懒惰和纪律松弛，因此新修会奉行贫困的生活方式是对老修会奢华恶习的抗议。

起初两个宗教组织之间有着巨大差异。圣方济各以自我牺牲的博爱精神吸引了众多门徒奉献自我，他们模仿基督及其使徒们，向贫苦与流浪之人宣讲福音，看望病痛与被囚之人。早期的方济各会活动的这一特点与现在的救世军（SalvationArmy）颇为相像3。圣多明我将目标定在了更高、更有教养的阶层，以打击异端为使命，并让时代的智识充满基督教世界。

这两位伟大创始人的不同倾向在被赋予称号的时候便有了精炼的表述：圣方济各被称为“穷人之父”（Fatherofthepoor），圣多明我则被称为“异教克星”（Hammeroftheheretics）。尽管这两位圣人最初迥异的精神给各自的修道会打下了鲜明的烙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间的相互借鉴，致使二者最终变得极为相像。

新的宗教组织快速成长、迅速传播，重新诠释了自我牺牲与情感共鸣的真正力量，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已经夺取了教会中其他老修会以及那些持异议的正式神职人员的光彩。但新兴修会同教皇之间的关系也需注意。教皇授予了它们许多特权，并逐渐使其脱离了所有主教的控制；反过来它们也成为了罗马教廷最忠实的朋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它们组成了所谓的教皇的后备军，更准确地说，是一支教规严明、训练有素、服从教皇的军队，占据着西部基督教每一处有利的位置。这些新修会对于13世纪的教皇，就如本笃会对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一样，或者后期的耶稣会对于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一样。

1　BeggingFriars（乞食修会、乞食修士）一词源自fratresfrères，意为brethren（兄弟）。

2　托钵修会没有长期完全依赖“志愿体系”作为支撑。他们开始更为自由地解释自己的绝财誓言，并认为当他们把自己获得的财产交到教皇手中时，就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而他们自己只是单纯享有使用权。新的宗教组织逐渐进入了修会中最富有的行列。

3　卡农·杰索普（Jessopp）谈到圣方济各会的创始人时如是说：“圣方济各是13世纪的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但教会没有抛弃他。”——TheingoftheFriars（《托钵修会的缘起》，杰索普著），p。47。

230。神权导致帝国的真正瓦解

霍亨斯陶芬家族最伟大的成员手中的君权卑躬于神权，使得这一骄傲家族被彻底毁灭，导致作为欧洲事务中真正公认势力的帝国的土崩瓦解。

在被历史学家弗里曼称为“人中杰子”的霍亨斯陶芬家族腓特烈二世（1212—1250年）的统治下，帝国如日中天，即便不是在权力巅峰也是在辉煌的顶峰开始衰败。查理大帝之后，没有任何一位皇帝像腓特烈二世那样，胸怀崇高的世界帝国理想，凭借个人品质给皇庭带来如此的魅力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