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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神权巅峰及其世俗权力的衰落001（第2页）

但帝国也存在许多弱点：德意志君主自私的野心、帝位的觊夺者、意大利的民族感情以及外部统治者的嫉妒。所有这些不满和反对因素都被教皇用来搞垮皇帝。

腓特烈二世在其整个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以被开除教籍的身份在操劳，而他的权威在帝国领土的各个角落都有作为教皇代理人的托钵修会出来反对。他为维护君权的威严和至高无上而战，在1250年带着严重的挫败感愤愤而终。教皇们的敌意如影随形，腓特烈二世的后代被斩草除根。

腓特烈二世之后，帝国再未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但皇帝同教皇的长期斗争为一股新生力量的崛起创造了时间，并成长为颠覆神权的公认世俗权力，注定要为皇帝报仇雪恨。这股新生力量便是觉醒的民族主义。

231。民族国家的反抗

14世纪是教皇世俗权力史上一个的转折点。在这一世纪的进程中，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统治者在其臣民的支持下，成功地恢复了业已失去的独立。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先后以温和的方式反抗神权，并且正式否决了教皇干涉其政治或政府事务的权力。

但这里应特别注意，反抗教皇世俗统治权力的领袖们并未考虑挑战教皇在教会的最高属灵权威与权力。他们当时的态度同现代意大利人极为相似，当剥夺教皇最后一点的世俗权力时，并未危及其作为上帝代理人的一切道德与属灵尊严。

232。教皇波尼法爵八世与法兰西国王腓力正是在教皇波尼法爵八世任职期间（1294—1303），教皇的世俗权力受到严重打击并开始迅速衰落。波尼法爵八世同格里高利七世一样持有神权高于君权的崇高观念。他把《圣经》的如下经文作为其对所有君主和国王行使管辖权的授权令：“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1他对待世俗统治者的态度注定会将教权和民权带入愤怒与暴力的冲突之中。1296年，教皇颁布了一道诏令，禁止所有神职人员在未经教皇许可的情况下，向世俗统治者缴纳任何形式的税赋。所有世俗统治者，无论是男爵、公爵、王爵、国王还是皇帝，都被禁止擅自对神职人员征收各种形式的税赋，只要违反就会被开除教籍2。

法兰西国王腓力认为教皇诏书是对世俗权力的侵犯，他与教皇的争论迅速上升为激烈的、不体面的争吵。在他给波尼法爵的一封信中，腓力有意用不得体的粗鲁言语称呼教皇。腓力如此大胆，是因为他知道人民会跟他站在一起。这种受欢迎的感觉在国王分别于1302年和1303年连续两年召开的著名的三级会议（States-Gees-General）中有所表现。这三个阶级是：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会议宣布教皇无权管理法兰西的政治事务；除上帝外，没有人的地位高于法兰西国王。他们向腓力保证，会用自己的财富和生命维护法兰西民族的古老自由。

这次冲突很快便有了结果。在意大利的阿纳尼（Anagni），有一支法兰西的雇佣兵囚禁了波尼法爵，对其极尽侮辱和打击之能事。3天后，波尼法爵被朋友放回到了罗马，然而又遭受了新的侮辱。据说，他几天后便郁郁而终，终年87岁（1303）。

所有的历史学家在讲到教皇世俗权力的兴衰时，都会把阿纳尼的场景同两个多世纪前的卡诺萨（详见第180条）相提并论。情景的对比会让细心的历史学生对中世纪神权的沧桑巨变留下深刻的印象。

1　Jer。（《耶利米书》）i，10。

2　这一著名的教皇诏书被称为《教士不纳俗税》（ClericisLaicos）。——HendersoorientsoftheMiddleAges（《中世纪历史文献选读》，亨德森著），p。432。

233。教廷迁至阿维尼翁（1309—1376）；德意志和英格兰的反抗1309年，各种因素叠加导致教廷从罗马迁到了普罗旺斯（Provence）的阿维尼翁（Avignon），毗邻法兰西边境。教廷迁于此地近70年，这一时期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Captivity）1。在此期间，所有的主教都是法兰西人，教会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兰西国王。帕斯托尔（Pastor）说：“教廷迁徙到法兰西，使得法兰西主教占尽优势，随后选举的教皇连续七任都是法兰西人。

这必然损害教皇在世人眼中的地位，致使人们怀疑教廷已经沦为法兰西的工具。”

因此，教皇的权力便失去了普世特征这一影响与力量的基础。在此种情况下，法兰西域外的国家自然而然对教皇介入世俗事务提出越来越多愤怒的抗议。

德意志和英格兰此时采取的措施是召开国民大会，两国的民族情绪开始萌发，这使神权作为一种公认的权威已经失去其威望。

1338年，德意志王爵反对教皇的主张，从他手中收回了选举本国国王的权力，并声明德意志皇帝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而非转自教皇。德意志的定期会议支持这一声明，而且此后，帝国皇帝由选举产生并行使职权，独立于教廷之外这一原则成为了德意志宪法的一部分。

不久之后的1366年，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英国议会以一种相似的精神和情绪，通过了拒绝给付约翰王承诺的业已拖欠的贡金（详见第228条），从而结束了英格兰作为罗马封臣的历史，并坚决拒绝接受教皇宣称英格兰是罗马教廷封地的主张。

234。天主教会大分裂（1378—1417）欧洲几个国家中民族情绪的产生并不是“巴比伦之囚”这一神权灾难的唯一影响。教廷从罗马迁出导致了意大利的极大不满，没有教皇的罗马是丧偶的城市，遭到了敌对派系的**，建筑成了废墟，牛群甚至在圣彼得大教堂和拉特兰大教堂的“祭坛下面吃草”2。

1　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Captivity）为公元前597年—前538年间，犹太王国（KingdomofJudah）的大批民众、工匠、祭司和王室成员被掳往巴比伦囚禁。此处教廷迁至阿维尼翁常称“阿维尼翁之囚”（AvignonPapacy），作者用“巴比伦之囚”借指这一特殊时期。——译者注2　Pastor，HistoryofthePopes（《教皇史》，帕斯托尔著），vol。i，p。69。

如果要想在意大利保有权力，教皇将教廷迁回罗马便是当务之急。最后，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被说服摆脱法兰西的影响，将教廷迁回了“永恒之城”，时值1377年。次年，格里高利去世，枢机团选举意大利主教乌尔班六世为继任者。很不幸，新教皇的性格苛刻专横，粗暴地对待法兰西的枢机主教，激怒了他们，于是主教们否认其选举的合法性，在阿维尼翁另立教廷，选举对立教宗克莱门特七世。这标志着天主教会大分裂（TheGreatSchism）的开端。

两个对立教宗各自宣称为圣彼得的合法继任者，又各自将对方开除教籍。这种情况自然给世人对罗马教廷的普遍崇敬带来了沉重打击，时至今日也未能彻底恢复。

235。比萨大公会议（1409）和康斯坦茨会议（1414—1418）西部基督教世界里一代人的时间都陷入了这一激烈而又不得体的纷争之中，似乎没有和平解决的办法。有些人甚至倾向于诉诸武力。巴黎大学（UyofParis）征集结束大分裂最佳手段的意见，收到了1万份书面意见；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受到青睐。最后，1409年在比萨召开了教会会议，目的就是解决这一不幸的长期纷争。这次会议废黜了前面两位教皇，另选亚历山大五世为新教皇。但事情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糟了；被废黜的任何一位教皇都不服从大会决议令其放弃权力的决议，因而两虎相争变为了三足鼎立。

1414年，另一次会议在康斯坦茨（ce）召开，以解决愈演愈烈的纷争。

三位教皇中，一位辞职，另外两位被免；之后的1417年，会议选举枢机主教科隆纳（ala）为新任教皇，是为教皇马丁五世（MartinV）。天主教世界通过新任教皇再次团结在一个属灵领袖的治下。这种分裂表面上愈合了，但伤口太深，以至于给教会留下了永久的疤痕。而且，一些分裂派教宗追名逐利的丑恶生活给教廷的法衣染上了难以抹拭的污点。

14世纪的教会大分裂后，尽管罗马教皇为之奋斗的理想在不同的国家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虽然教皇们依然奋斗不止，但再也不会有12、13世纪教皇的权力凌驾于欧洲各国国王之上，并且管理众多世俗事务的景象了。希尔德布兰德1的崇高理想尽管几乎实现了，但最后，他的目标有一半被证明是彻底失败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失败”。

1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俗名。——译者注236。教皇仍是属灵领袖

未能在世俗事务中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导致罗马教皇的目标有一半没有达成，但他们确实成功地建立并延续了一种绝对的精神统治，在宗教事务上的绝对权力至今仍然被一半以上基督教徒认可。

康斯坦茨会议实际上颁布了教令，称教皇应该服从大公会议，罗马教廷的裁决可以上诉到教会召集的此类大会，至少每10年召开一次。因此，此时的教会实际上暂时转变为有限的君主制。如果这种模式能够真正得以实施，大公会议能够定期召开，教会可能会逐渐改正那些已经蔓延在其中的腐败，如此，16世纪的大规模的普遍反抗也就不会发生。但会议选出的教皇马丁五世竟然反对此次会议的教令，发布教皇诏书宣布“宗教事务中任何对罗马教廷的裁判提起上诉或驳回的行为均为非法”。但是，1431年，15世纪的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会议在巴塞尔（Basel）召开，会议既定的原则就是反对教皇专制，宣布任何从大公会议向教皇提出上诉的人均犯异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