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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讲 中国的问题与出路（第1页）

第十八讲中国的问题与出路

“今天在社会改革领域同样呼唤这样一种宽松的环境，放手发动群众。如果不从实践中找到新的出路，坐着等是等不出来的。所以真正的道路是走出来的，真正的理论是苦水里泡三遍咸水里泡三遍出来的，今天真正有些真知灼见的学者也罢，官员也好，都是真正挽起袖子参与到实践中去的。”

——王志纲

背景简介

面对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作为一个战略研究机构，对未来中国的趋势要有科学准确的把握，这是我们的生命线，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王志纲工作室创立二十年来一直有内部定期沙龙的良好传统，故有“北有星河沙龙，南有玫瑰沙龙”一说，此篇讲话为王志纲在工作室内部沙龙的讲话整合而成，暂且命名为《中国的问题与思路》，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可借鉴的思考角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一种“只争朝夕”的氛围下，中国人实现了工业化，融入了全球化，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

1。问题重重的第二大经济体

比如环境问题，从笼罩半个中国的雾霾天气到黄浦江漂浮的死猪，从十年前的SARS到今天又让人闻之色变的禽流感，国人还没有感受多少发展之福，就已经深受发展之害。

比如通胀的问题，通胀从来就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核心因素，因为通胀是对当下与未来财富契约的一种破坏。人们没有办法按照惯常的预期去进行交换，也无法安排未来的生活。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都将对抗通胀作为极为重要的任务。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对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及其后果心有余悸。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托世界经济形势之福，中国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胀。但是实际上货币一直在以超过经济增长的势头在增长。

据估计，在2002年到2010年的8年当中，中国的货币量由18。5万亿扩大到72万亿，涨了3倍，与此同时中国名义经济总量只涨了两倍。这里面的危险显而易见，之所以还没有爆发恶性通胀是因为中央放出了房地产这个大麻袋包，这个大麻袋包吸收了货币增发的洪水。但是这个麻袋包也用得差不多了，一方面从房地产总量上来说已经够了，另一方面造成的社会矛盾也已经不允许它继续膨胀。那么好了，一旦这个麻袋包不吸水了，这股货币的洪流所到之处其危害就不只是前两年的“蒜你狠”、“豆你玩”了。

还有实体经济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很多问题都依靠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化解，所以一旦经济有些风吹草动，政府都想方设法要保证增速。最典型的表现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央政府从年初到年末的时候态度来个180度大转弯，之前所有控制的项目也好，贷款也好，全部放出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障增长，以投资的猛增来替代出口的下滑。最后的结果，看似在全球一片惨淡中中国一枝独秀，实际上后患无穷。

还有社会问题。不可否认今天中国各个阶层的利益已经出现分化，而且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调整机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不计环境的代价和长期压低劳动力价格换来的。长期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造成社会的失衡，政府以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管制转移了这些成本，但是并不等于这些成本不存在了，它只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而今天这些成本正在暴露出来。

当然还有国际问题。不仅仅是与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还有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也正在经受考验。此轮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的结构在酝酿着发生新的变化。各国都认识到，这是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调造成的，而经济结构又是与政治秩序紧密相关的。当资本陷入自我循环的怪圈时，世界必须重新开始思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关系？

无论是纵向对比历史，还是横向对比其他国家，今天中国的情况都更为复杂，也更难解决。今天中国的麻烦在于既要面对前资本主义的问题，又要面对后资本主义的问题；既在补工业化城市化的课，又要面对信息化新时代的冲击。既要面对国内的问题，又要面对国际的问题。既不能向国外转移矛盾（像帝国主义时代的英法），又不能向农村转移矛盾（像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

2。又到了关键的节点

今天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了新型城镇化身上。所谓新型城镇化是两个问题的胶着点——一个是产业（相当长时间仍然表现为工业化），另一个就是城市化。从城市化与工业化来看，近三十年有五个最重要的关键结点：78年农村土地改革、92年小平南巡、98年实行货币化分房、2001年加入WTO、以及2008年的危机。今天城市化出现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五个结点紧密相关。

第一次农村土地改革是改革开放的起点，农民有了自主权，可以流动了，才有农民出去打工的机会；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经济，形成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托起了今天很多发达地区的发展。这时期出现了劳工潮、出现了乡镇企业、出现了阶段性的空城，而由于政策导向只在沿海，所以在沿海形成一定的产业区，深圳的实验是最重要的，在深圳诞生了一系列的开发区。

92年邓小平南巡带来整个中国的全面开放，意味着每个省，每个市都有自己的高新区，开发区，甚至到每一个县，比如说中关村规划10平方公里，亦庄开发区规划14平方公里，做七八年还没有做完，西安高新区4平方公里，成都高新区5平方公里，大家非常理性的，只是为了满足产业的发展需要，凭借政策洼地，基本上把本土市场的核心企业聚集在一起了。

走到新世纪，中关村规划40平方公里，亦庄规划80平方公里，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1998年，货币分配环境发生改变，开始要土地，要解决盖房子的需求，北京诞生了一片片的经济适用房，望京、天通苑、回龙观等等，这时候发现土地是值钱的。真正中国房地产市场化的启动是98年之后，两年之后全国开发区都开始扩张，这一轮扩张潮使得2003年国家开始对开发区进行清理。今天你们想象不到02、03年的时候像深圳、上海这么发达的城市房子卖不出去，买房送户口，还可以用个人所得税抵扣按揭。

加入WTO以后，人均GDP奔着3000美金去了，高速增长带来了土地的变化，随着房地产升级、升温，房地产的土地需求，土地价值越来越高，使得做开发区的人要面对一个尴尬的问题：比如招一个企业，土地给他每亩20万，可是土地的取得成本却要到100万每亩。价差从哪来？政府无奈，只能不断征更多的土地，出让更多的土地，把土地炒得更高，来弥补产业的发展。

2008年又是一道坎。从数字来看，2008年之前北京四环边上房子在一万左右，现在基本到三四万，仅仅用了三年时间。金融危机引致万亿规模的投资，这些钱相当大部分都到了国有企业。央企利润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房地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地价、房价越来越高，再去弥补产业，这就形成了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为中国成为第二经济体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仍然无房可住，没有得到城镇化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开发、产业发展和人的发展失衡了。未来三十年之内，中国要弥补的核心是怎么保证这两亿多农民的生活，他们的稳定将成为中国下一步城镇化最重要的问题。

3。明天会更好吗？

梳理了这个过程我们再去看其中的规律，归结起来并没有超出马克思所论述的范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一个非常核心的关系就是在论述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所谓资本剥削，并不仅仅指资本家剥削产业工人，更是指资本家利用信用机制剥削全世界。今天最大的危害是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自己制造泡沫，让全世界来埋单。这一点我们在今天的金融危机中已经看得无比清楚了。

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到经济危机，根源都是泡沫。过去几年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来看都是一个泡沫快速增长的过程。炒楼的都是一套变五套，五套变十套。每个人开始按照这个收入的增长速度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原来房子小的要换大房子，原来挤公交的现在要买车，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浮躁的情绪。年轻人不但要把自己的钱花出去，还要把祖宗三代的钱都花出去。为什么他敢花？因为明天会更好。这个时候他不是“我拿青春赌明天”，而是“我以现在套未来”。

“全民高唱洗衣歌，搓得泡沫满山坡”，而最大的泡沫发源地就是华尔街。华尔街正是马克思所谓金融资本的魔力体现最为集中的地方。我在2008年年初一篇文章中讲到，人们相信资本的魔方可以把黄铜变黄金，把黄金变钻石，所以即便面粉贵过面包，人们也争相购买。魔方一转就可以了，不用劳动了。

最后出问题了，但是它已经绑架了国家，所以美国要以全国之力乃至全世界之力去救他。但这是个无底洞，危机远远没有过去。所有的国家都在延缓这个危机，没人敢去承受这个危机爆破的后果。

4。在战略上不着急在战术上刻不容缓

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对世界资本规律的认识上没有超过马克思的话，那么在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没有超过毛泽东。要想真正理解中国的问题把握中国的问题，真应该好好再读一下毛泽东当年对中国革命和世界格局的判断，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战略思想。

建国之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上，在这篇讲话中他批判了苏联单一计划经济部门垂直管理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中国与外国、重工业与轻工业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促进、彼此制约、彼此竞争的关系。这些矛盾关系中所反应出来的问题一直到今天仍然严重，而对这些矛盾任何一种僵化的简化的把握都会偏离事实。

毛泽东的视野里始终是有着对格局的整体把握，就像他在《矛盾论》《实践论》中所强调的，是整体结构的功能，而不是其中某一个因素，某一个阶级，某一种力量的决定作用。中国革命也不是一场工人起义，而是一场漫长的全面的社会革命，要始终把握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不仅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也作用于生产力。经济的长远发展，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依赖于良好的社会关系，依赖于人们形成了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如果仅仅强调一点而忽视其他，显然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这种错误不仅在他晚年出现，今天同样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