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土地不能流动的时候,它只是资产,如何把资产转化为资本,是释放土地的地租价值、提高农民收益和博弈能力的关键。说到底,新型城镇化的症结与其说是缺少土地,不如说缺少资本;与其说是缺少资本,不如说是缺少撬动转化魔方的制度保障。
3。新型城镇化会进一步推高房价吗?
新型城镇化带来住房价格的上涨,这可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经济发展规律。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渐进的、合理的、让农民能够“进得去、住得下、不愿走”的新模式,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们都能够更好地生活。
新型城镇化会不会成为新一轮圈地运动,引发又一次房价飙升?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我认为如果继续采用“土地模式”,无论制定怎样严厉的调控政策,都很难改变房价的走势。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如果房价高涨,进城的门槛高,农民进不了,进去的也会被挤出去;如果房价不涨,没有投资的回报,企业不参与,政府没能力。这是一对难以破解的矛盾。
如何改革土地发展模式是摆在新一届领导人面前的重要命题。根据我们的实践和研究,可以“五管齐下”来化解矛盾。
第一,土地市场一体化。土地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问题,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同地不同价、不同权是带来农村社会不稳和房价持续上涨的根本原因。改变国有土地唯一垄断市场模式,实施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增加土地供给总量、改革土地征收程序、推动土地流转多元,如征收、租赁、合资、合作、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出让等,从而解决城镇化土地来源问题。
第二,建设资金社会化。资金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征地、建设、产业、配套、公共服务等都需要资金。改变政府融资的单一模式,鼓励集体用地发展园区,吸引建设企业参与开发,引导地产企业投向新城镇,组建发展基金吸纳社会资本,从多个渠道解决资金来源,规避城投融资带来的金融风险。
第三,政府收入多元化。政府收入模式转型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地方政府事权大于财权的现象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土地发展模式也不可能改变。借鉴国内外的探索,改革和创新政府收入来源,实施财税分配体制改革,适时开征房产税和交易增值税,收缴集体土地开发权和流转费等,从根本上杜绝违规大面积征收集体土地、不断推高土地价格的恶性循环事件的发生。
第四,土地增值共享化。增值分享是新型城镇化的新问题,伴随建设资金投入、产业持续发展、人口不断导入、环境逐渐改善,土地增值是可预期的。过去更多的是政府、房地产企业和城乡接合部的农民分享了增值的成果。建立一套让社会分享红利的制度,通过土地开发权(建设土地指标)转让,使远郊农民能够分享红利;按照“下要保底,上不封顶”的原则,允许社保基金、医保基金、住房公积金等进入土地储备市场,实现持续保值增值,分享土地增值的红利。
第五,住宅保障制度化。制度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问题。1998年住房改革商品化过度依靠市场化手段,结果导致房价持续暴涨,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我曾去韩国考察住宅开发,他们以“保障国民生活稳定”为基本目标,扩大保障性住宅的供给来实现。出让的土地中规定70%是用于保障房开发,主力户型是70-90平方米,利润不能超过6%,并要接受指定中介机构审计;这些保障房在销售环节上引入市场机制,所以规划设计、建设品质和公共配套也很好;另外30%的土地,完全按照市场行为开发。保障的归保障,市场的归市场。实施住房保障制度化,改变临时应急出台调控政策的手段,加快制定《住宅法》等相关制度,从土地供给、住房开发、金融支持、收益比例、财务审计等许多方面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新型城镇化带来住房价格的上涨,这可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经济发展规律。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渐进的、合理的、让农民能够“进得去、住得下、不愿走”的新模式,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们都能够更好地生活。
4。城市群中的新城镇
大城市资源集聚,但容量有限;小城市有空间,但积聚效应有限。新型城镇化过程仍然会遵循积聚效应的规律,如何在更大的尺度上实现积聚和分散,是解决当前这一发展矛盾的关键。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直有一个方向之争——重点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大城市资源积聚,但容量有限;小城市有空间,但积聚效应有限。曾经有一段时间控制发展大城市,对于进城有很多限制,但是积聚效应使得大城市仍然极富吸引力。新型城镇化过程仍然会遵循积聚效应的规律,如何在更大的尺度上实现积聚和分散,是解决当前这一发展矛盾的关键。
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实际上还是在诸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川渝和关中这些城市群中。
位于大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和城镇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些地方原来处在城市发展的第三圈层,长期处于别人吃肉自己喝汤的尴尬境地,只能坐等“大河涨水小河满”的溢出效应,发展比较慢。但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今天,他们面临一个全新的机会。一方面中心城市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土地价值高涨挤出效应明显,另一方面现代交通、通讯技术使得在更大尺度上重新布局产业和生活成为可能。
对于这些地方来说,如果能站在区域一体化的尺度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用好自己在土地、政策、制度等方面的优势,一个全新的、极具后发优势的板块就将展现在世人面前。那么怎样借势区域龙头城市的带动和辐射,实现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和功能互补,才能在新一轮的变革中脱颖而出呢?
十年前吴良镛先生提出了大北京城市群的构想,我们做廊坊区域战略的时候,按照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思路,策划了一个“北斗七星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以廊坊市区为龙头,包括燕郊、大厂、香河、固安、永清和霸州共同打造“环首都东南经济圈”。当时我们有一个判断:如果说此前北京还是吸附式发展的话,那么伴随着经济体量的增长和发展阶段的提升,必将进入到辐射大于吸附的阶段,投资和消费都将往外走。在“北斗七星计划”下我们还为廊坊市区制定了一个“金蛋计划”,用一段形象的话来说,就是“把嘴巴伸进北京,屁股坐在廊坊,吃北京的粮食,把金蛋下在廊坊。”
千金难买回头望,今天我们看到廊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休闲商务城市,燕郊是北京CBD的配套功能区,香河是北方最大的家具市场,固安是首都第二国际机场的发展区,霸州是最大的民营企业大本营。廊坊的命运可以视为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历史样本,周边县域发展可以视为新型城镇化的前期探索。
大北京城市群中廊坊战略的例子,实际上对于各个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和城镇来说都极富启示。现在一大批区域龙头城市已经进入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发展阶段,有些传统产业要转移出去,有些休闲消费需求正在井喷式增长,中小城市也好,远郊区县和城镇也好,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承接,以什么样的政策去吸引产业转移,既需要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也需要省市政府的合理规划,更需要当地政府的创造探索。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大部分新型城镇化的中小城市和县城并非脱离城市群、龙头城市去发展。相反,立足于区域新发展战略,主动出击,以开阔的视野和全新的发展思路构筑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制定一套应对新形势、新环境的系统思路和战略举措,这些地方极有可能上演一场“后卫变前锋”的发展好戏。
5。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找魂”
远离城市群的地方远离市场主体、产业基础薄弱和生态普遍脆弱,那种以招商引资为主导的传统工业化路子,第一不可能,第二意味着灾难。
一个地方没有合适的产业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持续发展成问题。许多地方很重视产业,但是产业不等于工业,不顾资源禀赋,不靠产业基础,不看比较优势,而以行政命令强行推进工业集聚区的做法并不少见,危害极大。
一个地方的产业发展通常分为外源型和内生型路径。以珠三角为例:早期的深圳、东莞为代表的地区更多是外源型的,如长安镇、虎门镇、厚街镇等;以顺德、中山、南海为代表的地区更多是内生型的,如北滘镇、容桂镇、小榄镇、古镇等。这两种模式的形成有着内在的机理和经济规律。前者是依托便捷交通和毗邻香港的优势接受外来的产业转移,后者“以港为师”大力发展自主产业。在珠三角国际大转移的背景下,珠江西岸城镇的生命力更为强盛。深圳得天独厚已经完成了转型,顺德正在转,而东莞这些地方就比较难。
如何借势借力,借用外源型的机会变成内源性的动力,是任何一个着眼长远的地方必须思考的问题。
远离城市群的地方远离市场主体、产业基础薄弱和生态普遍脆弱,那种以招商引资为主导的传统工业化路子,第一不可能,第二意味着灾难。它们需要另辟蹊径。
典型的如丽江。总结其发展经验,我想无非把握住了天时、地利、人和。所谓顺天时,抓住了休闲浪潮,把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从昆明世博会就开始布局,把世界请进来,到去年旅游业总收入达到205。5亿元,成为支柱产业;所谓合地利,就是保护和挖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文化,如纳西古乐、东巴文化、茶马古道、丽江古城和古建筑等;所谓在人和,一是科学决策,在顶住业绩压力的情况下,走一条保护自然生态、尊重历史文化的发展之路;二是大众经营,如阮仪三先生为震后丽江成功“申遗”;如鬼才宣科把东巴文化带向了世界;三是市场参与,一批喜欢丽江的企业投资,孵化出来的酒吧文化还走向上海新天地、北京什刹海等,继续“小资天堂”故事。
这种模式短时间不像工业项目那样来得快,但是对于就业、对于城市个性非常重要。要促使更多地方选择这种模式,有必要重新评估一下发展目标,把就业放在比产值更重要的位置上。以前在“土地-资本-劳动力”三要素倾向于补贴资本,因为你要吸引别人来投资,别人就称斤称两比较你的优惠条件。今天的瓶颈在劳动力,要把对资本的补贴转变成为对劳动力的补贴。这样一些并非资本密集型,但是能够吸引劳动力的产业就能落地。
城镇发展关键在“找魂”,找到具有唯一性、权威性、排它性的竞争优势。俗话说“人有精神老病少,地有精神土生金”,一个地方有了魂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顺!
6。新型城镇化不妨重视“农协”
今天的中国像一条穿越时空隧道的巨龙:龙头已经与国际对接,迈向新经济时代;龙身正进行工业化,而龙尾还处在农业化时代,要如何首尾呼应,不至于脱节?城乡统筹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新型城镇化同样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思路得当,这是一轮新的机会,而且是近在家门口的机会。
这些年在全国各地走,最常见到的农村景象是新房子多了,路好了,但是人少了。这里面当然有经济规律的作用,虽然如今农业税没有了,种粮也有补贴了,但是相比较起外出打工的收入,农村的收入还是低,所以青壮年劳力的选择大都是外出。长此以往,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比如留守儿童,比如空巢老人,比如农民工,比如农村生活的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