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是经济规律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但是如果因为劳动收入、基础服务等方面过大的差距导致没有人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就将是极大的问题。要改善这一处境就不只是现代农业的问题,而更多是一套帮助农民进行协作,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机制。
这方面日本做得非常好。每次到日本去,我都感叹它那个农村的发展水平,还有农产品的精细程度,当然其价格也非常高。
跟日本方面的人士讨论,他们认为农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上世纪之初日本就成立了农协,通过把小农联合起来,应对经济危机或者自然灾害的威胁。战后日本也进行了土改,农民获得自己的土地,但是分散经营的弱点也马上暴露了出来。日本也是人多地少,不可能搞大农场,所以走了一条农业协作的道路。农协管的事情很多,机械化、技术指导、融资、保险、市场流通、营销推广都涵盖。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国内农产品出现过剩,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客观上要求调整农业结构。农协又适时开始角色转换,工作的主导思想不再是单纯的农业发展,而是以农村全面发展为主,把农业发展与农村发展结合起来开展各项工作。如对农产品基地实行价格补贴、信贷支持、资料供应等政策,稳定农业生产;实行土地计划利用,强化土地经营;开展农村经济、文化、消费、生活等多方面合作,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
这给我们今天处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发展带来很多启发。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城镇化就是农民进城就行了。实际上,如果说城市化和城镇化有所区别的话,就在于城市化是斩断了农民跟土地的关系,比如通过土地流转或者什么别的方式获得一笔资本,在城市安定下来谋生活;而城镇化则仍然保留了跟土地的关系。虽然住到城镇上的农民不一定还天天种地,但他仍然可以从事与之相关的活动和产业。比如农产品加工,比如农贸物流,比如城镇的商贸和服务等,甚至一些有资源的地方开发特色农产品乃至旅游等。
国内也有些地方做得不错。比如成都,不管是锦江的五朵金花还是周边的一些古镇,都通过政府有效的引导和民众的积极参与,做得非常红火。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一些试点,还是在一些基础条件非常好的地方,因为思路得当又有得力的人执行,才做得比较好。要真正想在全国范围内推进这件事情,则应该有系统的思维。比如要学习农协的话,要从法律层面上去保障;要从金融、政策以及组织上去协调,还要通过近期和长期的行动计划去推进。
7。从“伊托邦”到“电商谷”
一个互联网的幽灵在广袤的大地上游**,它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将改变我们的聚居形态。原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推动区域发展的两大引擎,信息时代随着主导产业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随着互联网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发展的模式和动力正在发生变化。
首先,信息时代的城镇化与工业不完全相同。推动城镇和区域发展的动力源不仅有工业,还有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休闲旅游业、现代农业等,“唯工业”的发展理念必须调整。
其次,信息时代的工业发展模式也正在改变。对于许多高新技术、加工型甚至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在适度保持工业集聚的同时,要积极推动产城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有许多新兴产业具有“新三高一低”特征,即高技术、高附加值、高素质劳动力和低污染,例如软件产业、通讯产业、IC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等,这批人对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他们追求“在休闲中工作,在工作中休闲”的生活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像硅谷建有大量的休闲运动的场地,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良好的生态环境,大片的草坪和茂盛的树木、清澈的湖水。
这些年来我们参与很多地方的城市发展,和他们一起探索在新时代要求下的城市形态。2006年在西安浐灞提出了以“生态是基础、休闲是平台、产业是动力、文化是特色、宜居是目标”构建“第三代城市”构想。第一代城市是农业文明为基础,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城市;第二代城市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现代化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第三代城市是以信息文明为基础,以多中心生态城市为中心的城市。
2007年提出“伊托邦”构想,也就是E时代和乌托邦的结合。“伊托邦”与IBM的智慧城市概念极为类似,他们着眼于构建智慧信息系统推进信息城市建设,我们着眼于人们工作、生活、休闲的角度思考。最初是在成都高新区,建议把互联网作为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并打造一个代言信息时代集工作、创业、学习、休闲、居住于一体的城市样本。
三年前在武汉江夏,在光谷和梁子湖之间,既接近知识人群,又非常生态自然的地方,打造一个城乡共荣的形态出来。很多人很多资源都在这样一个目标的感召下汇集到一起了,像践行大脚美学的俞孔坚,还有一些国外的大师都来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现在变成湖北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样本。
“伊托邦”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形态上的东西,更重要的方面是应对产业上的变革。这两年大家都感受到互联网对于商业的冲击。城市租金不断上涨,最后都要分摊到消费者身上,电商发展起来后消费者不为租金买单了。这种新变化下,商业面临很大压力,现在商业还在不断放量,以后的情况很令人担忧。
有些地方已经感受到威胁。我们在跟他们合作中提出“电商谷”的构想——一种以休闲娱乐活动为吸引、以电商网络和物流为支撑、集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型商业形态正在形成。有些城市中心区的新商业在往这个方向转型,还有一些郊区正在按照更大尺度构筑以此为主题的新城镇,以电商为核聚集大批从业者,商家、服务员、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等人群就可以生活在这里。按照一种新城镇的思路在城市群尺度上去布点,既能够分担大城市压力,又能够有效促进区域一体化,意义非同一般。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信息时代的城镇化之路要顺应这个时代的新变化,会产生许多让人无法预判的新东西,我们只能不断地创新和探索。
8。重塑、重构、重建
今天人们一说起城镇化,想到的就是农村变城镇,但是实际上在沿海发达地区很多地方同样面临着城镇化再造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带来的产业发展迅速推动了沿海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例如广东的东莞、顺德、中山等,都一跃从改革开放之前的农业县变成现代工业城市。
这次城市化浪潮与50年代的城市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前一次是在前苏联支援下,以打造我国现代工业体系为核心的重点项目建设,迅速推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当时对于产业的布局、人口的城市化等有系统的考虑。人住哪里,产业在哪里都清清楚楚。以西安为例,西部布局航空,东部布局电子、兵器等,还有兰州、洛阳也是一样。
沿海城镇化最大的问题是整体战略布局和总体规划的缺失,珠三角尤其典型。因为这是以市场为主导的,个体自发、自主、自由的城镇化进程。在发展模式上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在产业特征上是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城市形态上是“城不像城、乡不像乡”,呈现出非常典型的“工业化超前城镇化”特征。
对于这些地方来说,城镇再造、产业重构是摆在面前的一道坎。新一轮产业转移大潮下,他们面临巨大转型压力,亟须用文化创意、高新技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但与当年建“世界工厂”不同,今天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这些人对生活环境要求很高。要满足这些人的需求,需要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坐标上来审视这些地方的新型城镇化。根据我们的研究,他们必须完成三个转变。
第一,要转变发展理念。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这个阶段沿海地区的使命不再是简单地招商引资,增加经济规模,更重要的是要代言中国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个地区的战略目标是建设世界级城镇群。我们需要培育出像华为、阿里巴巴、万达、联想等具有参与全球竞争能力的企业,推动区域城镇全面战略转型。
第二,要转变发展方向。沿海地区的许多城镇人均GDP都超过一万美元,根据经济学“二次乘数”效应,这些地区进入到城市化推动工业化、服务业推动工业发展的新阶段。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从产业低端走向产业高端,从传统产业走向现代产业,从低附加值产品走向高附加值产品。推动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制造基地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城市转型。
第三,要转变发展方式。按照解决当前问题与谋划长远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推进城镇发展方式的转变。例如,我们给顺德制定战略突破方案时提出从城市重塑、产业重构和生态重建三个方面来推动转变,建设城镇、河流、桑田为一体的生态网络城市,打造具有岭南水乡风貌和人文情怀的生态环境,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现代生态城市。
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最终目的还是要满足人的需求。对于这些工业化超前城市化的地方。越过了这个门槛,转型升级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才真正有希望。
9。魔鬼到天使——房地产商的角色转换
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讨论中,对地产商的评价褒贬不一。从褒的方面讲,房地产是推动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支柱产业,为经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从贬的方面讲,房地产的暴涨催生了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等诸多社会问题,好像成了万恶之源。所以在新一轮的发展机会面前,从专家到媒体都在强调一个观点:新型城镇化绝对不能成为新一轮的房地产盛宴,否则将是一场新的灾难。
房地产商是天使,还是魔鬼?
房地产行业的大发展起始于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和加入WTO是这一轮上升时期的两大助推器。住房分配货币化催生了房地产市场化和城市土地资本化,为房地产行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后者外资涌入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引发政府对土地资源和发展资金的需求,进而产生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城市发展模式。
房地产商之所以被认为是魔鬼,是因为他们成为土地升值的分享者。通过“时间换空间”的手段,在价格较低时购买大量土地,在长达数年的开发过程中,水涨船高,获得巨额财富。
化解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真正从地的城镇化转到人的城镇化上去。我们把新型城镇化归结为三句话“安居、乐业、好生活”。在这三个方面,地产商们需要转换原来的角色,适应新的变化。
所谓“安居”就是空间城镇化。我们需要建设“价廉物美”的好房子。如果政府能够按照长效机制,制定完善的政策和法律,例如《住宅法》,在严格的监督体系下,许多地产商就要转型成为保障性住房开发商,获取5%-10%的合理利润,从而保证城市工薪阶层和农民工“居者有其屋”。
所谓“乐业”就是产业城镇化。我们需要产业发展的空间,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优惠的政策、灵活的机制和完善的法律,许多房地产商会转型成为产业地产商,建设科技园区的软件园、孵化园、研发楼、办公楼,工业园区的工业厂房、物流仓库,并用市场化的手段吸引企业入驻,他们将为来到这个城镇中来的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