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小说

南下新闻的海洋（第1页）

南下“新闻的海洋”

正当《冲击波》声名远扬之际，新闻界内部却为此掀起了一场争论。《人民日报》社的评报栏上贴出了一些批评性的评报意见书。其中有的意见十分尖刻：

“新华社的这篇谈‘冲击’的报道，通篇散发出一股陈腐气，似乎广州改革开放的现实，是某种历史旧状的回归，是某种旧物的印证。本报评论员为它贴了一块漂亮的补丁，可惜鲜花插错了地方。我们应该多登载那些报道现实生活顺应改革开放大势的新闻，少登载那些歪曲开放、改革事实去论证某种‘天条’正确的杜撰之作。”

当然，也有一些人站在肯定的立场上出来主持公道。由此在上海的一家公开刊物《新闻记者》上居然发生了一场关于《冲击波》的笔战，在新闻史上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注脚。

此时的王志纲正在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追踪新的新闻线索，他并不知道北京、上海的动态，但是，他却凭本能预感到：《冲击波》一文带来的冲击波并没结束。他在日记中写道：“起码得持续到年底，好戏还在后头！”

赴大兴安岭探秘是王志纲自选的调查，他单枪匹马独闯关东，料不到因《冲击波》正好发表，使当地把他当成“大记者”来接待，顿顿大酒大肉，差点把肚子都吃坏了。王志纲在日记中对这种现象十分反感，他写道：不知是什么时候兴起的规矩，每到一个单位采访，对方必得“热情”地请你吃一顿饭，陪吃的少则五人（盟委常陪人员一人，主管部门一人，司机一人，被采访单位二人以上），多则两桌。席间，鸡、鸭、鱼应有尽有，一桌不上十二三个菜绝不罢手。最可怕的还是酒，成箱的啤酒、成瓶的白酒，劝酒的词儿有的是，“中央来的王记者”是法定中心人，简直没法脱逃。不喝吧，大家会闹不愉快；喝吧，又喝不了——人们还美其名曰：我们内蒙人实在！其结果，挥霍民脂民膏，陪者吃得油光水滑，我这被供请者则被弄得十分苦闷——内蒙古的“这种热情”我算是悉数领教了!这种种感受在两三年后，促使王志纲写下了一部调侃世情的《中国“食林外史”》。

而当时，他的兴趣在于调查的历史价值，他准备写一篇名为《走上高高的兴安岭》的报告文学，踏访蒙古族的“千古之谜”，考察“民族融合的必然性和进步意义”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移民方式”。

没想到，在南方来的养蜂户基地，却有意外发现。王志纲本来是带着猎奇的心情去的，孰料这富有浪漫生活色彩的“追花人”此时正身陷困境，而又求告无门。记者的良心和责任感驱策他下午加了个班，写成一个题为《东北铁路沿线蜂箱积压严重，南方蜂农求告无门叫苦不迭》的内参，并于当夜发往分社。

在北大荒的一片沼泽地里，有一个已建立32年的劳改农场，由于其性质而被命名为“保安沼”。王志纲在大兴安岭采访的同时，专门抽出时间探访了这一神秘的所在。

这是保安沼地区关押成年犯人的一所监狱。铁门紧闭，高高的围墙，墙上装有电网，岗楼里有荷枪的士兵。

进入铁门后王志纲的感觉却同进门时大不一样。如果不是铁门电网提示这里的性质，眼前景致俨如一所学校：宽阔的庭院中央辟有花园，庭院两侧排列着砖瓦结构的平房。

犯人的宿舍面积一般有两间教室大，睡通铺，每间宿舍二十多人，实施军事化管理。每间宿舍均配有电视和报纸，电视只能在规定时间收看。宿舍十分整洁，被褥叠得方方正正，床铺陈设整齐划一。能显示个性的物件是：有的犯人**放有吉他，有的枕边压有文化书籍，更引人深思的是，一个犯人把自己父母的照片也带进来，恭恭敬敬地挂在墙上。

王志纲进一步了解到，同“文革”前的犯人相比。现押犯人有三大特点：一是年纪轻，35岁以下的犯人占犯人总数的72％，20岁左右的占了一半；二是文化低，绝大多数人实有文化程度达不到小学毕业水平；三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者多，家庭教育不力。上述特点致使这些人表现出凶悍、蒙昧、做事不计后果的特性，逃跑、抗拒劳动、打架斗殴的行为不断，使管教工作难度增大。他在报道中写道：过去，监狱对犯人的管教主要是强制、高压。近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日臻完善。在监狱，管教人员开始贯彻以往以法治监的总原则，犯人违反监规，有记过、警告、禁闭直至加刑等处罚办法。但无论怎样处罚，打骂犯人，则是不允许的。监管人员违纪打了犯人，必须公开向犯人检讨。经过七八年不懈的努力，以高压为特征的传统管教方法终于被扭转过来，以法治监、文明管理的劳改体制基本形成。

保安沼劳改农场有五百多名天津犯人。这些人大多是“二进宫”、“三进宫”（进狱二三次）的流氓犯，凶悍粗野，十分难改造。1986年春节，监狱方面用录像设备将他们的生活改造情况录成片子专门送到天津，让其父母亲人观看，又将父母亲人的嘱托录回带给他们。放映时，这些经常叫嚷“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的粗野汉子，竟一个个痛哭流涕，纷纷发誓要痛改前非，努力改造，重新做人。正当王志纲在大兴安岭发掘新闻题材的时候，在北京，一个决定他命运的机会又向他扑面而来。

由于穆青高度评价《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的稿子，并希望广东分社应与其“报道地位相衬”，能多出这样的大稿子，当时总社工业组组长、1986年工业小分队的组织者于有海就落实总社指示，牵线搭桥，让内蒙的王志纲去广东分社“加强重头报道”。

于有海是个识才、爱才、惜才的老编辑，在这次小分队之战中，他对脱颖而出的王志纲十分欣赏，认为这个年轻人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有敏锐的新闻触觉，文笔挥洒自如，思路新颖开拓，是个好苗子。“好马，就要放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驰骋。”于有海为此主动当了“红娘”。当时广东分社正苦于人才不足，捉襟见肘，于是，一拍即合。

内蒙分社的张选国社长，同样是一位心胸开阔、爱才惜才的领导，他并没有因为抽走了手下一名“先锋”而耿耿于怀，相反为王志纲找到了用武之地而高兴。多年之后，王志纲在谈到自己的人生轨迹时，仍念念不忘这两位良师益友：于有海和张选国。

“此去南海有三千，莫忘西北有高原。”1986年10月31日，豪情万千的王志纲写下这样的诗句，告别了内蒙大草原，直飞岭南广州，开始了他一个“新客家”的生涯。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几百年前，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被放逐到广东惠州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而今，王志纲客居岭南之后，却多次发出这样的感叹：广东和内地在观念上和生活方式上的时间差几乎可以以十年甚至十年以上计。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广东是个新闻的海洋，新闻题材俯拾皆是。广东分社多年来为何没有大出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是：零敲碎打的报道分散了人们的心力，有鉴于此，我在此不准备多写小稿，主要精力打算放在经营大稿上，半年一篇，不发则已，一发惊人!

广州，的确是一个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城市，在这种地方，若干不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来，真是枉为人!在广东分社，王志纲被分到工商组，在此以前，全组共两个半人，组长戚休，一名54岁的老记者。组员有青年记者小江，还有一位老同志，因其有病，故只能按半人算。戚休和小江对于王志纲的到来都表示了发自内心的高兴，特别是小江，与王志纲年龄相当，专业相同，脾性相似，此前虽只曾谋过一面，但一见如故。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从内蒙飞来的“贵州仔”看不惯，主要是心理不平衡，时不时冷落、排挤王志纲，给他一个“下马威”。